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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南开46级的同学大半已快进入古稀之年，再能活多少年谁也不知道。但我希望再有机会活六十年，以弥补过去被耽搁了的岁月。当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希望再活六十年，这说明了我对生活是满意的，是乐观的。虽然过去的岁月多半是
挫折和沮丧，但改革之后形势已经逆转。而且即使在那悲惨的年代里，生活中仍旧有幸福的一面。
1958年被正确地划为右派，降级降薪，剥夺了我在科研中的发言权，不让我出版著作，已经出版的书再版时要改作者姓名，以后每次运动不断挨整。挨整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调。到文革时大祸来临，全家被抄，连儿子的玩具都被拿走。一次我被红卫兵用鞭子抽，血把背心都沾住了。如果不是碰到“联动”分子骑着自行车，车上插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这条命恐怕早已没了。(北京的“联动”最初出现时是反对文革大潮的，后来却变了无法无天的一伙)。可惜至今我也不知道救我命的那位女同志是谁。
即使在那恐怖的时代，我爱人从来没有抛弃我。她是一位非常美丽又能干的贤妻良母。我说她美丽，并不是因为我爱她，情人眼里出西施。她的大照片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出。不论她住在哪里，苏州、上海、北京，她的照片就挂到哪里。文革开始时我们住在王府井，她的照片正挂在王府井丽影、明昌几个照相馆里。如果那时候有选美，她一定能戴上桂冠。可是在文革的年代，反而成了她被别人忌恨的原因。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结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她会烧整桌的菜肴，直到今天，我不愿到饭店里吃饭，因为味道没有她做的好。说她是贤妻良母，因为她是我们大家庭的感情中枢。兄弟、妯娌、侄甥，父母都愿意和她谈话，她说的话人人都听。我父亲晚年时大便干燥，拉不出来，都是她动手抠出来。在我当右派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她没有离我而去；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在改革之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让我可以全付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所以说，我对生活是满意的，即使在不幸的年代，仍有幸福的一面。
她的名字叫赵燕玲。她是我幸福的第一泉源。狄源溟叫我写小传，想来想去，我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
199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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