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茅于轼

　　岑科　　　　　　　　

　　1999年茅于轼先生70岁生日的时候，一些同道写文章表达问候，有人称他为“经济学界的鲁迅”，当时我就想，茅于轼的温和与鲁迅的尖锐其实是格格不入的。鲁迅当年被奉为青年的精神导师、社会的良心，不知道对整个社会的激进革命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今在我眼里，茅于轼身上体现的经济学智慧和宽厚精神，对中国未来的进步复兴而言弥足珍 贵。

　　我与茅于轼在现实生活中素不相识，有时想自诩为他的精神信徒，又觉得不妥，一是谈“精神导师”之类的话有点矫情，另外也怕有附庸名家的嫌疑。但茅于轼的文字对我的精神世界确实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了表示感激，为了记录一段先行者对后来人思想引导的历程，我想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描述出来。

　　关于认识茅于轼的起源，我曾经这么写过——

　　“199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北京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书店碰见了一本对我影响深远的书——虽然还不能肯定是否会改变我未来的生活轨迹，但无疑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精神世界。这本书讲述的是经济学知识和原理，内容却轻松怡人，印象里，只有金庸的武侠小说才能让我那么专注和愉快地去阅读。读完后，立即感觉自己的头脑饱受冲击，大概是所谓的‘醍醐灌顶’。

　　这本书名叫《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作者茅于轼，以自己在美国游学访问的见闻为背景，通过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解析经济学，语言引人入胜、观点精炼、思想凝重，让我入迷和叹服。于是，我开始特意寻找署名茅于轼的文章和书籍……”

　　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茅于轼的主要著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还有最新出版的《寻求社会致富之道》。其中，《择优分配原理》在80年代出版后很快脱销，据说有人受它影响立志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我没见过这本书，但大概知道它讲述的是微观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均衡的问题；《生活中的经济学》是一本专题文集，两次出版，算得上绝好的经济学入门读物，对我来说是思想进程的转折点；《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为综合文集，是我大部分的经济学观点的起源，也是我见过的少数被全文搬录上网的经济学著作之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重点不在经济学，主要倡导自利合作的市场道德观，曾经得过奖；《寻求社会致富之道》是最近出版的综合文集，阅读时我开始不自量力地挑剔其中的BUG，同时被它处处闪耀的简洁智慧所折服。

　　概括地说，茅于轼的“厉害”在于他对微观经济学的资源配置问题的透彻研究和精妙阐释。他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微观经济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充分竞争下的供求均衡达致资源配置最优。此外，茅于轼对经济问题的阐述具有最清晰的可验证性。关于通货紧缩的危害，他说：将钞票锁在抽屉里能增加购买力，不利于鼓励生产。

　　网友“言扬”在评论茅于轼的专业水平的时候写道：“茅先生写的第一本书中阐述的择优分配原理，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里独自摸索出来的，记得有个前苏联经济学家在那个时期就是以这样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要是我国在当时是一个开放国家，这个奖会不会让茅先生平分呢？当然历史无法假设，但至少我们知道，茅先生的学术水平是在那个段位和级别。”

　　后来，茅于轼年岁渐高、精力不济，大概不能再做深入的经济理论研究。特别在最近的时间里，他的一些文章把观点游移到普通的社会视角，偏离了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因而使一些不太熟悉他的读者提出诘问和批评，见此我唯有唏嘘感慨和郁闷不平。我对经济学作品有着像影迷对电影一样的敏感和热爱，在接触茅于轼的大部分文字的时候，我感觉犹如发现了年代久远的旧电影，但它们的主题、风格和节奏远远领先于它们产生的年代，而延伸到最新最强的社会脉搏之中，对我来说那是真正的经典，一些片断从此在我脑海中定格下来。

　　我自己曾经写过：“茅于轼将‘价格’称为经济生活中的地心引力：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和灾难。正确的价格信号如何产生？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讨价还价。施行全面公有制，抹煞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界限，无法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结果就是经济崩溃、人民贫困。”——这段话用来表达公有制经济试验必然失败的原因，在接触茅于轼的著作之前，我从没见过有人能用那么简单的语言对那么重大的问题作出那么可信的回答，倔傲偏执的乌托邦梦想在我心目中彻底坍塌。

　　茅于轼不止一次地宣扬“价格万岁”，那是说，除非人类无穷欲望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价格”将永远存在，并充当社会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指示器。自然资源的利用，唯有遵循价格信号反映出轻重缓急；科学技术的发明，也要依照价格信号决定发展方向。甚至整个社会的制度演进，也必须受制于价格所判别的效率原则。价格，代表着个人自由、自发秩序和市场制度，受到茅于轼的完全尊重。理解了“价格万岁”的道理，就无需再为如何节约能源操心、再为是否应该发展小轿车而争论，甚至于所谓的“环境问题”，也只需要去研究其产权如何划分。

　　产权是交易的基础，交易是分工的保证，分工是增长的源泉。影响交易的一个因素是产权不明确，另一个因素是人与人之间权利不平等。人权的实质是人人平等，它与特权相对立，人权就是人人都可拥有但又不会产生冲突的权利，而特权只可能为少数人所拥有。茅于轼用简单朴素的逻辑说明，保障人权不过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内在要求。他还指出，印度的经济落后跟种姓制度的残余有关，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平等，严重破坏了市场交易原则，从而影响了经济效率——这是对“民主恐慌症”患者最好的回答。

　　交易能增进参与双方的福利，也是创造价值的过程。投机是交易的一种，它的作用在于调剂商品在时间或空间上的余缺。房地产的投机可以揭示出土地未来的真实价值，避免资源误用；股票投机可以揭示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并为它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茅于轼指出，投机可以创造价值，投机的价值在于它能产生正确的资源配置信息，这让我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会禁止投机的存在，并找到了理解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钥匙。

　　关于宏观经济，茅于轼说道，凯恩斯主义的实质是以非均衡求均衡，这让我从最关键的切入点开始探究宏观经济学的脉络。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是失业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古典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对利率的调节储蓄最终必能转化为投资。凯恩斯全盘否定市场调节达致宏观均衡的可能，认为由于人类“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宏观经济非均衡才是市场常态，进而开出政府干预的药方，是为“凯恩斯革命”。然而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革命，认为30年代空前惨重的世界大萧条本来可以避免，由于偶然因素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和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实际上货币本身是中性的，长期而言凯恩斯主义无效。再看我们现在的财政、货币政策，完全在产权制度和市场规则远未建设完善的情况下施行，与凯恩斯最初提出用来弥补成熟市场缺陷的干预政策相比可谓南辕北辙。

　　茅于轼对经济学的解析充满着隽永、简洁的美感。我经常是从他的片言只语中产生对经济问题的深切感触。关于交易费用，他说：交易费用是产生价格的成本；关于企业竞争，他说：失败者不出局才叫恶性竞争；关于内需不足，他说：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难以想象，一位年迈的老人会具备那么平实高效的语言风格，我的座右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看了茅于轼的阐释之后确立起来的。有一次，我甚至在茅于轼的文章里看到了格调前卫的黑色幽默。他说：

　　“如果两岸确有一批‘仁人志士’，认为必须动武，而且不是叫别人去打仗送死，而是自己愿意为崇高的统一目标牺牲在所不惜。不妨专门划出一块地盘，让两岸的武士们在那里拼死较量一番，过一过动武的瘾。既免了搅乱别人的和平生活，也让他们的心愿得以满足。”

　　——这段话充满辛酸、愤怒与无奈，是茅于轼在反对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写下的，当时的背景是台湾选举，政府怒不可遏，进行了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还有伟大领袖声称“我们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统一”。看过这篇文章后，我曾经这么描述我的感受：“在经济学界，我仅看到一篇公开反战的文章《统一台湾的小民之见》，作者是他——这位富有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的智者，从此成为我心目中无可替代的精神偶像。”

　　茅于轼另一件广为人知的善举是在山西农村创办扶贫基金，这件事南方周末和别的一些媒体有很详尽的描述，我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另外一段关于这件事的插曲：话说深圳万科周刊有一个“经济人俱乐部”论坛，经常汇聚一批关心社会时事和经济问题的人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身处其中，也为那么多热情和智慧的思想而感动。经济人俱乐部的版主之一钟伟认同茅于轼的扶贫项目，于是发起了支持茅于轼的基金认捐，结果出乎我的预料，我所想见的热切场面并没有出现，响应者寥寥可数——我后来想了想，觉得扶贫基金受冷遇也很正常，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明什么，那只能说明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好事都是可贵的。

　　英雄的梦想每个人都不曾磨灭。从一个孩童成长为有独立思想的人，我崇拜过科学家、崇拜过大将军，崇拜过除暴安良的古代侠客，崇拜过叱咤风云的美国富翁，现在知道，人的梦想不能回头，人的道路或许源自偶然。到了今天，我把茅于轼视为自己崇拜的偶像，应该对自己有所交待。茅于轼说过，人的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有极限，唯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得到的快乐是没有极限的，他是一个致力于追求真理的人；茅于轼年少时经历了抗战烽火的苦难，建国后被划为右派挨整，在文革中几乎受迫害致死，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祖国、民族的期望与责任。

　　有一次，我意外地在茅于轼的文章中发现了一段情感独白，他写道：

　　“她是一位非常美丽又能干的贤妻良母。我说她美丽，并不是因为我爱她，情人眼里出西施。她的大照片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出。不论她住在哪里，苏州、上海、北京，她的照片就挂到哪里。文革开始时我们住在王府井，她的照片正挂在王府井丽影、明昌几个照相馆里。如果那时候有选美，她一定能戴上桂冠。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结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她会烧整桌的菜肴，直到今天，我不愿到饭店里吃饭，因为味道没有她做的好。我当右派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她没有离我而去；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在改革之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让我可以全付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她的名字叫赵燕玲……想来想去，我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竟有一丝莫名的感动。像茅于轼一样，因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快乐，因为努力改良社会而充实，因为拥有完美的爱情而幸福，那就是我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