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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读书》一九九二年第九期署名大东者发表了一篇题为“求解”的短文，论的是孔夫子所说的一句话“无友不如己者”。作者指出，这句话叫一部分人去实行是做得到的，但如果叫全体的人无例外地都去实行则无论如何办不到。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圣人的话，也不全是讲给人人听，并要人人听了去照做的。人人都奉行了一个声音去行事，这世界，大约
就不成世界；而圣人本来的伟大也变成荒唐了。”此话至确。
和“无友不如己者”类似的一句话便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部分人照此行事无疑是行得通的，甚至全国除一人之外，其他的人都照此行事也还行得通，只要将所有的利归他一人享用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此人也奉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事情就难办了，除非将利益输出。这倒不是说笑话，而是一个严肃的制度设计问题。“不得侵犯别人的利益”是可以为一切的人奉为准则的，因此它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制度设计的原则，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则不可。尤其要警惕的是，当大唱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时候，却闭口不提“不得侵犯别人的利益”。这样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已经体验过了。
局部的规则不能推广到整体，在经济学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从微观经济学看，一种商品的涨价由于连锁反应会波及其它商品的价格，因此物价水平会上升。然而从宏观经济学看，如果涨价是纠正了价格的扭曲，则非但不会因连锁反应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反而会使物价水平降低。因为纠正了被扭曲的价格可以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增加总产出。在其它条件不变时，物价水平应降低。对于这种微观规律不适用于宏观事物的现象，萨缪尔逊(一九七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曾举一例来说明：当你踮起脚跟从人群中观看游行队伍时你可以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些，但当所有的人都踮起了脚跟，则谁也得不到改善。
从经济制度上看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还有一例：一个国家实施剥削制度，可以使国内的剥削阶级变得富有，却不能使整个国家变得富裕。
《读书》1994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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