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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大经贸》杂志第七期刊登了马宇、许丹松、罗丙志三位的文章，不同意我对出口退税的看法。我非常欢迎这样的讨论，尤其因为这些文章以理服人，态度平和。我们缺乏这样的讨论，往往把力量用在彼此打笔仗，而不是探讨问题的是非。文化革命是全国的一场混战，现在文革已经结束，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风气多多少少还保留着文革的一套，我们特别
需要培养宽容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让我们先从学术界做起。正因如此，我特别欢迎这样的讨论。
首先要说明的，我对自己所提出的看法并没有很大的把握。所以我用的题目是：“出口退税未必合适”。我并不敢肯定它是对是错。读了这三篇文章，纠正了我原来的一个错误看法，即退税将造成国内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事实上同一件产品用来出口的厂家，他所面对的市场是经过汇率换算的外币市场，和国内市场价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将产品出口即使退税也不能得到特殊优惠。相反，如果两个企业大家都面对同样的市场，一个得到退税，另一个得不到退税，这时就会造成不公平竞争。换句话说，不论出口退税与否，都不会造成国内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但是这三篇文章仍然没有解除我对出口退税的疑惑。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买东西的人都想买到便宜货，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压价。而卖东西的人则相反，他希望尽量抬高价格，多赚点钱。经济学中供应线和需求线的交点决定价格，正是基于上述原理。经济人的假定是经济学的基石，大家都奔着赚钱而来。只有君子国里的滑稽人，才会为了出让利益而争吵。可是在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怪现象，进口国认为进口的价格太低而起诉倾销；出口国则抱怨对方不让自己降价。为了证明自己降价有理，拿出了出口退税的理论，并且力争说税不是成本。
税是不是成本的问题不妨换一个提法。一个国家要不要政府？当然要，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警察局还是必要的。既然如此，税就不可避免。在国与国的贸易中，我认为税应该算入成本。因为企业享受了政府的服务，他必须为此而付费。假设有两个国家，他们提供的政府服务水平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政府效率不同，一个国家的效率高，所以税率较低；另一个的政府效率低，所以税率较高。如果出口不退税，前一个国家将有优势，这是因为政府效率不同而造成的。如果出口可以退税，由于政府效率不同所造成的价格差别将不存在，政府效率高的国家也没有优势。最后将造成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扭曲。因为这没有能利用具有较高效率的政府，让他们多生产一点，使全世界的消费者得益。
税算不算成本原是一个次要问题，WTO是如何对出口退税作出了规定也不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出口者要用各种理由降低价格，而进口者则抵制低价格。这才是要紧的问题。我曾经请教过好几位经济学教授。但是答案都不能令人满意。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产者，虽然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样做的原因是政府受到生产者集团的压力，但不会受到消费者的压力，因为消费者太分散，形不成力量。这样的解释也许有点道理，但是是有条件的。政府是代表百姓利益的，如果他只代表生产者部门利益，迟早要被批评。只有当整个经济调整有困难，压缩生产之后下岗的工人很难再找到工作，这时候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是有道理的。这样的解释和另外一种解释实际上是一致的，即由于国内总需求不足，不得不依靠出口，用外国人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所以说到底，只有需求不足一说能够解释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是很普遍的，这似乎说明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是处于总需求不足的状况。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都高于自然失业率。这就是一个证明。这就引出了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市场经济总有总需求不足的困扰？在计划经济国家，从来没有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这很合乎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定。一个国家从整体而言，总是希望尽可能多投资，以满足百姓日益扩大的需求。可是在市场经济中总需求不足却成为经常的，这与经济学的根本假定相左。回答这个问题是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猜测。这个猜测曾经在“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一文中谈到过。我的猜想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总需求是过盛还是不足，完全取决于投资是超过储蓄还是小于储蓄。在计划经济时代，储蓄和投资都由国家控制着，计划总是把全部储蓄都用来投资，所以不可能出现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会出现总需求过盛)而在市场经济中储蓄和投资都是分散由家庭和企业家作出决定，二者的不平衡就在所难免。第二，投资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投资的软硬环境，包括道路、交通、通讯、政府的服务，治安的好坏等等；其次是社会的信用水平。信用良好，资金流动的阻力比较小，钱就容易从储蓄户流动到企业家手中。信用差，资金流动的成本就高，甚至流动不起来，钱就在某处沉淀下来。钱退出了市场，购买减少，总需求就不足了。如果我的设想不错，那么对于解决我国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的政策设计是有重要意义的。
20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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