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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肖余恨
6月10日，全国各大媒体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安徽阜阳市“毒奶粉”案的最后查处情况。按说，轰动一时的阜阳“毒奶粉”案算最终结案了。但是，如果不对此进行举一反三式的反思，也只能是一场“剪箭”式的疗伤运动：露在身体外面的箭把虽然给剪除了，没入身体里面的箭头还在，这绝对不是幸事。
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该报驻合肥记者黄勇的文章。作者援引阜阳部分干部的议论，对没有查处阜阳质监局表示质疑：负责产品技术标准审查的技术监督部门参与了多次劣质奶粉查处，但在执法中多次“以罚代法”，甚至避重就轻，应该同样负有责任。而《北京青年报》也发表了该报评论员蔡方华先生的文章，认为“毒奶粉”事件不应随着阜阳的结案而结束。
需要指出的是，阜阳只是“毒奶粉”的流入地，并且不是唯一的流入地。据媒体报道，包括广东、西安、成都等地都发现了这样的“毒奶粉”和受害的“大头娃娃”。据《现代金报》报道，这些“毒奶粉”的源头，不少均出自于温州、苍南、泰顺等地。然而，据苍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解释，“苍南的7家奶粉企业，获得卫生许可证与工商执照后，质检局依法颁发生产许可证，是符合有关规定的。”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质监部门能够监管到位的话，劣质有毒奶粉产业链的形成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1年至2004年的3年时间里，市、县卫生部门抽检102种。”但102次抽检，都未能在根本上解决有毒奶粉问题，这至少说明三个症结：一是抽检流于形式，二是处罚不力，三是有地方保护之嫌。
既如此，“聪尔壮”等“毒奶粉”获得了一系列的“桂冠”也就不是那么可奇怪的了，正是这些“桂冠”成为大行其市的通行证，成为麻痹消费者的迷药。实际上，一个产业的发展、壮大，要无数人付出诸多的努力才行，然而，由于一些无良企业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执法人员、从中寻租的监管人员，却能够非常容易地将诸多努力毁于一旦。温州等地奶粉产业的“变异”即为一例。造成这一严重恶果的，更主要的原因与其说是部分地方领导短视的地方保护，还不如说是一些执法、监管人员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缺位和寻租，因此，不解决这一问题，就决不止一个奶粉产业产生灾难性后果。一句话，“毒奶粉”的猖獗，根子还是在腐败上，谓予不信，一查便知。
阜阳结案了，但还有一些责任人逍遥法外。这是广大群众最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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