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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6月8日报道，今年我国夏粮生产将扭转自2000年以来连续4年减产的局面。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夏收小麦占夏粮的90%，夏收小麦增产意味着夏粮丰收大局已定。今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降低农业税税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这也是今年粮食增产的重要原因。但是，粮食增产了，农民能否增收？
要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的政策最终只能起导向作用，最根本的还是要使农民真正能够从种粮中获得收益。我们都应该知道，增产不增收，是导致之前粮食产量连续下滑的根本原因。早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在农业生产喜获大丰收的情况下，扣除物价因素，农民1989年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不到2%，到1991年甚至成了负增长。这样的情况也不止一次，第二次出现在1996年以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度跌落，从9%的增长率跌至4.6%，到1998年落到了4%。考察这些历史数据，我们应该警惕，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就是在“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下加剧的。
国家的新政策告诉农民，国家不仅需要粮食，而且种地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种地到底有多少利可图，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半月谈》最近有篇题为《千里追踪粮价上涨》的报道披露，在全国新一轮粮价上涨的背后，是“粮价走着涨，农资跑着涨”，最终的结果是“粮农获利少，粮商获利多”、“种粮的喝汤，倒粮的吃肉”。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一家一户式的分散经营使得其参与市场博弈的“话语权”极其微弱，甚至无权选择粮食到底卖给谁。这种博弈角色缺席的地位，再加农民信息不灵通，又急于回收资金以备来年生产之需，必然使其在整个粮食流通环节中分得的利润最少。
面对这种“丰收的悖论”，目前的状况是处在一种“市场失灵”的状态，仅以单纯的市场来公平地分配利润，是不实际的。如果政府还在其中无所作为，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下，将会产生又一轮的“增产不增收”。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里面曾提出第一正义原则和第二正义原则，他不仅仅主张在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平等和程序平等，而且主张有限的结果平等。当然，这种结果平等，不是一种“强制”，也不是一种平均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当前粮食市场中的博弈格局，针对农民在整个流通环节中收益最少的问题，笔者认为，为了使“分配不公正”
这种“结果不平等”得到合理的救济，国家就应该首先完善农村的各种“种粮”保障制度。只有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民能增产也能增收，才能真正有“种粮积极性”。以市场为主体来形成粮食价格，前提首先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的好，就在于要有好的法治基础。此外，好的市场经济还在于政府能够较好地履行其约束经济人的职责。
就拿粮食流通领域来说吧，产生“种粮的喝汤，倒粮的吃肉”这种状况，很大程度就在于一些地方职能机构未能真正做好一个农民产权的“守夜人”角色，以致农民的财产遭到粮商的掠夺。“粮食增产，农民能否增收”，这不仅仅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到位。
□彭兴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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