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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何磊
本报北京6月10日电
今天，国家发改委范恒山司长说，体制创新，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应该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手段。
范恒山说这话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
“我们的资源和环境再也无法支撑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概括当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用了4个字：“触目惊心”。
今天举行的“工业与环境协调发展高峰论坛”上，两位官员都用数据解释了这一“触目惊心”———
去年，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甚至是印度的1.65倍。
与此同时，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0%，钢铁44%，铜58%，铝30%。如此下去，到2010年，我国大部分重要资源全部依赖进口。
此外，我国污染排放强度高，每单位GDP产生的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印度的2.8倍。每单位GDP产生的二氧化硫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大气、水资源、土壤等破坏严重。
范恒山解释，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温饱问题是我们安排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着眼点，还顾不上环境和资源问题。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今天，可持续发展问题则摆在眼前，即必须考虑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现实条件，以资源多少来决定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速度。
“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的惟一选择。”范恒山司长把下一轮的经济发展动力寄望于体制创新，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他说，当前许多地方政府过多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忘了自己的真正使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
几天前，范恒山公开批评政府经营城市是严重越位。他说，拆房子、倒地皮、卖企业，这哪能叫政府行为？他没想到，这番话成了最近几天媒体的热点话题，“可见人们对此的认同”。“除了技术瓶颈制约、市场需求拉动因素外，去年以来出现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回潮，也与政府职能错位有关。”中共中央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去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出现大的变化：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80%到100%以上，与此相反，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电子信息产业等投资却增长缓慢。
郑新立分析，发展经济是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特别是新上任的领导，希望快出政绩，因而常常选择那些急功近利的建设项目，以牺牲环境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搞低水平重复建设。“这种惟GDP增长观，也是导致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
身为国家绿色GDP课题组组长之一(另一位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记者注)的潘岳，一直呼吁改变目前单纯的GDP干部考核体系。他说，由于一些技术原因，目前还很难拿出一整套绿色GDP干部考核体系。不过，快了，其中包括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环保投资增减率等。
用范恒山的话说，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行为扭曲”，与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划分不清也不无关系。许多地方没钱发展，只能在土地、企业等方面想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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