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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民
5月27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上海出席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时称，财政政策要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向比较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在当前经济情况下，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需要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不搞一刀切。
1998年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我国成功地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带动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开始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功劳自不待言。因此，当民间投资终于在2003年被全面带动起来后，最终导致目前的局部经济过热。
应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这次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也是过热的原因之一。我们发行了8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加上今年要发行的，总共9100亿，再加上银行的配套贷款，六七年间总共投资近5万亿元，每年拉动GDP增长两个百分点。这些资金，以及各地政府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已占社会总投资比重近40%。因此，在治理局部经济过热的时候，如果只调整货币政策，不调整财政政策，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自去年始，中央有关部门对一些过热行业和某些过热的投资苗头，已着意控制。如钢铁投资、各地报到中央去的大得不可思议的汽车投资等，多数都被否决了。而与此同时，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供水等却极为紧张，中西部地区的县域交通、高科技产业发展不足，一些大江大河的治理、环境建设、三农问题的解决都显滞后。这些领域都需要更多的投资。
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解决的，首先是过热行业的投资控制，其次要解决上述严重投资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应该解决地方政府贪大求洋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问题。
除了这些，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后，政府手中多出来的钱，该用到什么地方去呢？
第一，政府在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后，可以趁机减少赤字预算，并尽快将前些年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率降下来。也就是降低赤字、降税。比如目前内资、外资企业的税率不同，内资企业应该获得同等的待遇等。第二，加大对贫困人口、失业者及每月只领两三百元养老金的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第三是向公共财政转型。比如解决农村看病问题，三农问题、农村基础教育欠账太多，这些都要政府的财政支持。
一句话，在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时，可以抓住大好时机，向公共财政迈出一步。
这一步，对社会来说是一小步，对政府来说，则是政府职能逐渐转变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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