跷跷板游戏：江苏国企改革原动力

　　本报记者 汪生科 王云帆

　　南京、苏州报道

　　6月1日，江苏省招聘四家省属国企副总裁的工作正式登场。同时招聘的，还有9家国企的外派监事会专职监事。“都是资产质量很好的企业。”省国资委有关人士介绍说。

　　四家省属国企高管职位分别是，江苏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江苏省纺织(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江苏开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江苏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国有企业并不是都搞不好，关键的一条是要选好人。”江苏省国资委一位权威人士说。

　　江苏省国资委去年12月30日宣布组建，行政编制55个，是各省市已组建国资委中规模最小的。它目前监管着38家省属国有企业，约1500亿国有资产。

　　这38家企业范围比较宽，著名的如江苏舜天、国信、江苏交通控股集团等，还有新华日报报业集团、省广播电视集团、省文化产业集团和省演艺集团公司等事业单位性质的企业。

　　此外，省的一些委办局的52家直属企业、涉及44.7亿元的总资产正在进行改制脱钩，将划入省国资委监管之列。

　　据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江苏省就形成了“省不管企业”的传统，一些大的工业企业基本上都属地化管理了。

　　据省国资委主任仇中文透露，截至2002年末，江苏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6459.09亿元，净资产2026.45亿元。其中，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3086.38亿元，净资产969.43亿元，均占47.8%。

　　似乎应了那句话，“规范在中央，试点在地方。”与省里强调监管迥异的是，江苏省各地市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改革，快马如苏州，市属国企改革在今年4月底已经完成。

　　三驾马车的竞赛

　　在江苏省各地，目前国资总量排名前三的是南京、无锡和苏州。南京是我国国企重镇之一，建国后国家许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都摆在了南京。南京国资在全省排名当仁不让属第一。

　　无锡的国有企业，历来是该市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2001年的数据显示，全市21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虽仅占全市企业总数的7.4%，但拥有的总资产、实现工业增加值和提供税收分别占到工业总量的31.1%、22.1%和25.3%，其中市区139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拥有总资产、实现工业增加值和提供税收分别占到市区工业总量的58.7%、45.6%、50.1%。

　　苏州的情况则要比以上两个城市轻快得多。与乡镇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苏州国企总量在全市经济中比重不大。

　　也正是因为苏州的情况相对简单，国企改制最先在苏州取得突破。

　　从2002年9月17日苏州召开改革大会以来，在曾任江苏省副省长的苏州市市委书记王珉的带领下，苏州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1034家单位的改制，涉及评估总资产267亿元，净资产46亿元，11.3万国企职工身份全部置换。

　　苏州原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改革任务。在这一轮地方国企改革中，苏州比全省、全国都快了半拍。

　　根据苏州市市长杨卫泽在该市改革工作会议上的介绍，改制后重新注册登记的新企业，平均股本结构为：苏州地方国有股占5%、经营者占38%、中层骨干占15%、普通员工占11%、外来法人或自然人占31%。

　　现在苏州正在进行第二轮改革，即社会事业领域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的改革。

　　与苏州改革的势如破竹比起来，无锡和南京节奏要慢一些。

　　无锡的改革始于2001年5月。操刀者是现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时任无锡市委书记的蒋定之。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则由当时的几名副市长分任组长和副组长。

　　当时市里面提出的计划是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形成产权多元化格局和职工市场化的就业机制，基本完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

　　无锡的做法是将“好苹果”和“坏苹果”分开。

　　无锡市政府在2001年的市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中，根据产业相关原则和加快培育重点企业集团的要求，将装有大量“坏苹果”的8个行业局，改组成8个资产经营公司；同时将小天鹅、庆丰、威孚等12个“好苹果”——资产质量和市场状况较好的企业——单列出来，另组建了12家政府授权经营的企业集团。

　　12家授权集团单列后，无锡市政府又将那些剩余的“苹果”再次“分拣”，对“还可以的”，帮助它们先进行重组和改制；对“确实已经烂掉的”，“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破的破、该撤的撤。”

　　“到今年3月底，8家资产经营公司下面的191家企业和167家非工企业，累计完成了346家，剩下的12家，上半年可完成审核审批工作。”“这标志着三年国企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无锡市副市长谈学明在一份材料中透露。

　　2002年年中，“好苹果”的改制也被无锡市政府提上了重要日程。因为随着“时节”变换，原先12只“好苹果”潜伏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小天鹅、庆丰集团的改制就在此之列。

　　据透露，无锡国企改制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改革成本筹措上。最新的一份改革材料显示，改革的速度和国资退出的进度有“时间差”，如要按改革时间进度完成目标任务，则严重缺乏现金流量。“缺口在4亿左右。”该材料上说。

　　三个城市中难度最大的要算南京。

　　南京搞的是“三联动”改革，即资产、人员和债务一起解决。当时，现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还在南京市委书记的任上。此后，李升任江苏省委书记，原市长罗志军任市委书记，从张家港市委书记任上过来的蒋宏坤，主持南京国企改革大局。

　　与苏州高效的改革机构比起来，南京国企改革的机构层次要多一些。国企改革机构“振兴办”和“改革办”下面，还有一道“防火墙”，分别由各产业集团和各委办局分兵把口。

　　今年是南京“三联动”改革的最后一年，但改革似乎正处在胶着状态。此间一份材料透露，南京国企改革除了筹措改革成本较难外，“有些国企领导层犹豫观望，产业集团对授权范围内资产统筹运做能力有限”。

　　而且，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南京显然无法避其锋芒。2003年南京固定资产投资954亿元，在全省居第二位。

　　“这些主要是政府性投资。”南京市政府一位人士说。与此相关的是，今年5月，南京市悄悄取消以副市长陈维健等一批官员在企业的兼职。

　　5月26号，南京召开了今年的第二次改革动员大会。南京市长蒋宏坤在会上说：“不要以为有了此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今年的目标和计划就会有改变和松动。”

　　蒋宏坤强调，南京市今年国企改革要全部画句号。

　　长三角竞争推手

　　据悉，在苏州启动国企改革之前，有人提出，是不是等十六大开过之后再改，市委书记王珉要“超前半拍”。并成立了由市长杨卫泽亲自挂帅任组长、各副市长为副组长、有关部分负责人为成员的改革领导小组。

　　王珉的决定被认为是苏州国企改革快人一步的主要原因：苏州国企改革起步于“银根收紧”之前，正处在苏州乃至全国经济升温之时。

　　而国际上新一轮产业转移高潮也让各地看在眼里。科尔尼国际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说，这次转移高潮将持续到2007年左右，转移的重点加速移向中国。

　　为了赢得时间，苏州在改革策略上做了安排，如第一阶段以管理层收购为主，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一律实行公开转让。

　　超前半拍显然获得了回报。据介绍，苏州国企改革充分利用了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的资本溢出效应，提高了国有集体企业转让的成交率和溢价率。此轮改革，除了支付31亿元职工安置成本，还上缴国有资产转让收入15亿元，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和契税4.5亿元。

　　抓住机遇，实际上只是各地政府的一个技术性手段。在这轮国企改革竞赛的背后，实际上是区域竞争的无形推手。

　　苏州市市委书记王珉在2003年的全市改革大会上自问自答：“我们各方面指标都比宁波高，为什么惟独人均收入上不去，关键在于我们改革没有完成。”

　　王珉的话在江苏极具普遍性。当时，江苏普遍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江苏经济总量不低，而人均收入却比浙江差了许多。长三角主要城市人均收入中，浙江城市分居第2到第7，排在第8到第10的才是江苏的苏锡常，南京甚至被挤出了前十。

　　由此，富民强省、富民强市成为江苏领导层施政的第一要务。

　　远有浙江的国企改革榜样，近有苏南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经验，国企民营化似乎成了江苏各地的首要选择。

　　江苏省会南京，此种心情显然尤为迫切。

　　不跟省外比，南京在江苏省内地位就颇为尴尬。1978年的时候，南京的GDP高于苏州和无锡，1984年被苏州赶上，1992年又被无锡超过。现在，南京GDP排全省第三位。

　　南京的尴尬被认为是“成也国企，败也国企”。国企的传统优势在民资和外资的包围下，迅速被边缘化。“南京庞大的国企再投资能力的丧失，是南京工业经济总量上不上去的主要原因。”南京市政府一位官员说。

　　而南京民营经济占不到经济总量的20%。

　　在2002年底，南京代表团考察苏南归来后，当时的市长罗志军就说：“山外青山楼外楼，在新一轮发展机遇中，南京人不能当‘大萝卜’(做事不紧不慢)。”

　　因此，南京要实现争先进位，在于打好国企攻坚战。在全市的改革工作会议上，南京市领导就表示要在南京培养成千上万个大老板、中老板、小老板，激发市民创业。

　　其实早在几年前，经济学家张维迎就用搏弈论推导出地区间竞争导致国有企业民营化。

　　张的研究结论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间竞争，由于产品市场上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保持生存所需的最小市场占有份额。为了促使经理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权给经理。一般的说，产品竞争越激烈，引发的民营化程度也就越高。

　　“中国的经验说明，‘看不见的手’不仅在配置资源时非常有效，还说明了它在创造制度方面的作用。一旦开始放权，市场竞争就会导致一个自生不灭的民营化过程。”张维迎论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