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计划中期盘点：数量增长不小 质量待提高

　　中新网6月7日电 中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十五”计划)已运行3个多年头，本周的《?望》杂志刊文，对“十五”计划进行“期中盘点，并在当前宏观调整的关键时期，对这份成绩单作出仔细体会和总结。

　　文章说，“十五”计划运行3年，宏观预期目标大部分已超额完成任务。2001～2003年GDP年均增长8.2%，高于“十五”计划年均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应该说这是份不错的 成绩，说明“十五”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阶段。但是，发展的质量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在“十五”后半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数量增长成绩不小

　　按2000年价格计算，2003年GDP已达到2005年预期目标12.5万亿元的90%。人均GDP达9030元，按现价计算，几乎提前两年完成2005年预期9400元的目标。

　　2001～2003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2%。2003年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大大超过2005年达到6800亿美元的预期目标。2003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也达到4033亿美元的新高。

　　在就业期间累计新增城镇就业2488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2600万人左右，分别完成5年城镇新增就业4000万人和转移农业劳动力4000万人预期目标的62.2%和65%。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的预期目标之内。

　　2001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7%，2002年下降0.8%，2003年上涨1.2%。2003年以来，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涨速度明显加快，物价上涨压力开始增加，内需增长明显。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成绩明显。三峡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完成，南水北调的东、中线工程如期开工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成绩不俗。国资委设立，电力、电信、民航等垄断性行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深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取消等等，为下一步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社会综合发展势头不错。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初中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均提前3年实现90%和15%的预期目标；生态保护3年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640万公顷，完成5年任务的65.6%。

　　发展质量急待提高

　　但文章指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的质量不够，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缓解，相反结构性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和广泛。

　　其中产业结构问题尤其明显。农业粮食产量由2000年的46217.5万吨减少到2003年的43067万吨，全国耕地面积减少到2003年底的18.5亿亩，已突破了2005年不低于19.2亿亩的控制目标。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形势。

　　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2002年下半年以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正在严重损害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服务业与国民经济健康需要的目标相差较远，其年均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200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比2000年减少了1.1个百分点。“十五”期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36%的预期目标有较大困难。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认识。在许多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出现的“唯工业论”和“唯GDP论”的现象值得重视。

　　从全国讲，发展服务业要以工农业为基础，但并不是每个地区、每级行政区都要形成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近年来，绝大多数地区和各级行政区，纷纷要在本辖区实现工业化，甚至许多本应以服务业为主的中心城市也重提加快工业化的口号。在“唯工业论”的氛围下，产业调整效果可想而知。

　　“唯GDP论”更是普遍。2001年以来，很多地区和各级行政区都很注重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省与省比，市与市比，县与县比，往往把增大本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最终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益。

　　需求结构矛盾严重。“十五”计划确定继续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并提出使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固定资产投资率调控在35%左右，力图使经济增长更多地立足于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上来。

　　但3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不断攀升。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36.4%上升到2003年的42.7%。居民消费率则由2000年的48%，降到2002年的45.1%。

　　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00年的27%上升到2002年的55%和2003年的70%，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已经高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时的水平。中国经济成了投资拉动型增长。

　　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对钢铁、建材、设备等投资品需求的扩大，并进一步激发这些行业新一轮的投资热，使投资率再攀新高。由此造成了运行失控和大起大落的经济风险。

　　相比较，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多年来增长缓慢。特别是2001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逐年下降。加上收入分配不合理、分配关系未理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仍然制约着消费的增长。

　　对于消费需求不足，政策执行只能又进一步增加投资，并实行财政拉动，补充消费需求的不足。这就使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更加严重。这种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无疑是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温床。

　　区域发展协调不当。地区协调发展是指全国的人口分布、经济分布在各地区之间要适当，并与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而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在各个地区之间要均衡。

　　但在“十五”计划的具体执行中，不少地区把地区协调发展完全等同于缩小地区差距，又把缩小地区差距完全等同于缩小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

　　无论是省级行政区，还是市县；无论是生态脆弱地区，还是其他不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地区，都提出目标要在本行政区域实现翻两番。这必然强化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剧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短缺的矛盾，破坏生态环境，并助长了招商引资中过度竞争、地区间产业趋同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而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职能则不是放在了次要位置，就是被忽视。

　　片面推进城镇化。“十五”计划制定的城镇化战略，目的是通过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但在推进中，出现了许多扭曲现象。

　　最明显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大大慢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一些城镇只热衷于通过修编城镇规划，设置开发区，县改区、乡改镇等，拉大城镇框架，扩大城镇占地面积，却不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向城镇转移。近年来被占耕地农户中，被安置就业的仅占1.5%，转为城镇户口的仅占5.8%。

　　人口城镇化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改革滞后，在许多城镇政府看来，城镇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上述领域的负担增加；土地城镇化加快，原因在于城镇政府不仅可以从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中获取土地收入，而且可以从今后的产业集聚中获取税收。但从全国、从长期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经营越来越少的耕地，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再就是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镇建设。一些城镇把推进城镇化片面地等同于城镇建设，超越发展阶段和人民生活水平，盲目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种城镇建设，挤压了公共服务支出，易于形成金融不良资产，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加。

　　这同时强化了不合理的行政区经济。城镇化与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完全按行政区编制规划、制定政策来推进城镇化，不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城镇化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并有可能误导生态脆弱、水资源短缺等不宜推进城镇化的地区盲目推进城镇化。

　　经济增长抢眼、社会综合发展失衡。“十五”计划将“坚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作为两条基本方针，要求“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提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点要逐步转向为全社会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但三年来，落实情况仍然不够理想。城乡失业压力加大，城乡、地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扩大。农村人口、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老龄人口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脆弱，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性援助体系覆盖面小、水平低。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社会稳定面临不少新矛盾和新问题。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文章指出，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矛盾是经济落后，经济上不去，社会发展也无从谈起。

　　但从主观上看，首先是没有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一些地区为增长而增长，没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

　　其次是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后，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尚未建立，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等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与义务不清。

　　第三是笼统地把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当作必须由政府负全责的“社会事业”，使这些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部门垄断，管制过多，没有形成多种所有制参与发展和竞争的机制。

　　第四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绩考核和财政压力，使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当作“硬任务”，把社会发展当作“软指标”。特别是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县乡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与其财力不对称。(记者 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