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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香港《经济导报》2004年第22期
在外界对内地经济持续看好的情况下，中央突施重手进行宏观调控，引起普遍关注。为与1993年急刹车式的宏观调控相区别，也为了免去外界不必要的猜测，中央高层称此次调控为“点刹”。从近期的情况看，在控制总量指标和增长过热势头方面，“点刹”已“初见成效”，但结构调整任务仍然艰巨。
此次宏观调控，中央“三管齐下”，法律、行政、组织手段并用，以现时的国情而论，这是最易收立竿见影之效的方法，也是短期初见成效的原因。但这种包含一定选择性因素的调控措施，亦必然会有局部的阻力。从区域层面观察，与1993年宏观调控阻力主要来自南方相比，此次阻力似乎更多地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此，温家宝总理近日视察上海已提出服从大局的要求。在采取强力手段、短期压抑过热的同时，宏观政策亦悄然调整。财政部长金人庆已表示，财政政策保持中性态度是合理的，而宏观调控，将视经济运行走势判断，历来不会保持一成不变。这暗示，未来的财政政策，将具有很大的松紧灵活性。
优化产业和投资结构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挥之不去、如影相随的问题，解决起来远比压抑经济过热要难得多。结构问题根源在于体制，难怪主导体制改革的“发改委”矢言必须尽快清除体制性障碍。
目前突出的结构问题似乎可以概括为三个“过度倾斜”，即投资结构过度向沿海地区倾斜；产业结构过度向重化工业倾斜；投资主体过度向地方政府主导倾斜。这种过度倾斜直接导致三个后果：其一，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如任其发展，则西部开发、振兴东北战略势必受阻；其二，重化工业重复建设，造成能源供给严重紧张；其三，政府主导非生产性投资项目庞大，除进一步加剧能源原材料紧张外，还造成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偏差，中央难以规范。上述后果，最终会恶化产业结构和投资方向，增加银行呆坏账比例，不仅现有金融体制改革被拖慢，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所以，压过热易，调结构难。结构和体制的确是内地经济发展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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