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究竟是谁过热？

　　本报记者 李小曼 北京报道

　　在宏观调控中受到清理整顿的项目，铁本是第一个，但显然不是最后一个。日前，宁波建龙钢铁厂项目由于“违规、越权审批上马”，正在接受国务院调查组的审查(相关报道见本报5月31日第17版“宁波建龙受稽查　民企重型化遭遇寒流”)。

　　与被紧急叫停的铁本项目一样，建龙钢铁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民企“重型化”的先驱力量。几乎与此同时，刘永行的氧化铝项目也风传有变数。

　　面对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经济图景，不同层面的观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判断。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在轻工业领域通过“快进快出”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民营企业，恰好碰上结构上的大变动，但在向与国家宏观政策紧密相关的重化工业转型的关键时刻，又遭遇到宏观紧缩的“寒流”。

　　不断上涨的浪潮正在退去。难道，产生奇迹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吗？

　　挺住就是一切！

　　这次宏观调控无疑会迫使一批民营企业做一次心态上和投资理念上的调整，能够稳住阵脚的企业，将有望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更加稳健的心态和更充分的准备挺进重化工领域

　　对于目前的宏观政策，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席刘永好5月18日在青岛表示，调整是必要的，只是应该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他认为，通常讲，宏观调控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实施过程往往并不完全一样，银根紧缩对民营企业比较不利，因为政府更倾向于保护国企。

　　没有人否认刘永好的说法，就像刘永好不会否认他有压力一样。这种压力情绪同样体现在那些一直为中国民营资本着迷并为之辩护的学者群体当中。而围绕当前经济升温的动因以及应对措施，学者之间的分歧之大、争论之烈，似乎也是前所未有。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加宁表示，这场争论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者与中央银行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博弈。“大家各说各的话，各有各的利益机制。”魏加宁说。

　　不过有一种普遍的认识是，当前有关部门藉宏观调控强化行政审批的做法，必然加剧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与政府体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这会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更重要的是，多年来被“有为才有位”所困扰的宏观部门，实施经济调控时不能以伤害民营企业为代价，这有可能使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出现倒退。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副总裁、高级分析师贺军认为，民营资本在经济升温当中，没有扮演任何异常角色，铁本等项目出现问题，不能说明民营资本是造成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他们和国有资本是一样的，都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正常的参与主体。”贺军说，“其实如果仔细核算一下——我们没有人去仔细计算——国有资产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会更大，占大多数。所以，不能把所有的经济过热的责任都推在民营资本的身上。”

　　这位分析师注意到，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大的国有企业——比如宝钢、中国铝业——的投资基本上没有受阻，反而加快了并购与扩张。此外，重要的外资似乎并没有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比如澳大利亚的博斯格在苏州投资2.8亿澳元建立的一个钢铁公司，就在铁本的不远处。在铁本倾颓的同时，博斯格投资之顺利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而台商王永庆则要在宁波投资100亿建立一个大型钢铁厂，也在正常运行当中，没有受到影响。

　　长三角最著名的经济学者之一、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在目前的投资过热中，民营企业家看到的是一个进入(重化工)行业的大好时机，为的是取得跨越门槛的机会，他们认为将来被淘汰出局的不会是他们。但是现在，一些民营资本出师未捷就被淘汰了。

　　经济变局当前，我们不能过分渲染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的矛盾，那将导致鸿沟日阔，效率损失。一种积极的态度是——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郭梓林说——这次宏观调控无疑会迫使一批民营企业做一次心态上和投资理念上的调整，能够稳住阵脚的企业，将有望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更加稳健的心态和更充分的准备挺进重化工领域。

　　在上个月的沈阳“民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措施，民营企业务必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从自身的调整入手适应这种宏观形势，自觉将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协调在一起。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则认为，短期紧缩政策对民营经济不会造成实质性伤害。“只是速度减慢了一些，但不会打击民营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只是会增加融资成本。”他说，“从经验来说，我估计(宏观紧缩)不会超过3个季度。”

　　“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挺住就是一切！”郭梓林说。

　　到底谁在过热？

　　当金融由国家垄断，民营企业的投资风险就可能演变为政府投资的风险

　　但是，经济学者林毅夫此间说，我们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说民营经济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民间投资也会出问题——即使投资的载体是民营经济，它的潜能来源却是国有的，所以必须提高警惕。

　　对于今年的投资增长中，究竟有多少是国有投资，有多少是民间投资，各个部门数字不尽一致，不过正如林毅夫所言，民间投资的贷款基本上还是来源于国有银行，政府依然承担着民间部门的投资风险。当金融由国家垄断，民营企业的投资风险就可能演变为政府投资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民营经济并不当然地等同于市场经济，作为微观主体，民营企业的行为也往往是非市场化的行为。

　　因此，前一阶段的过热，说到底是政府的过热，是政府工程的过热，而宏观调控、紧急刹车，同样也是针对政府本身的。

　　这个问题在铁本项目的所在区域似乎尤为突出。长三角地区民营钢铁企业的扩张，在本质上是苏南模式早期繁荣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出于追逐经济利益的强烈动机，为乡镇集体企业提供了接近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激励机制，顺利完成了“原始积累”，尽管经历了改制与转型，但成长于苏南模式体制内环境中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向重化工业扩张的手段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

　　当然，现实环境决定他们要通过突破壁垒来获得潜在制度收益，因此必须借助当地政府的力量，才能够在并非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中国经济有一个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说，“人力资源质量没有国外的高，技术没有国外的好，企业家才能没有国外的强——现代经济增长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劣质的，凭什么GDP的增长比人家高一两倍？我觉得是政府的力量。政府刹车可能给经济带来了局部影响，但是在促进增长的时候政府也带来了高效益。两个因素相抵，很可能是正的。”

　　曹和平先生试图告诉我们，在本来就有行政力量参与的经济活动中，只能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他提到了“民营钢铁大王”们的竞争对手——“保护宝钢更多的是从保护中国钢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出发，汽车的轧板，宝钢的就是贵，韩国的就是便宜。如果吉利用韩国的钢板，造出的车不是更便宜吗？可是宏观部门认为，如果老不买宝钢，宝钢不能维系的话，这个厂就没了。而且，韩国企业在低价卖给中国的时候，韩国政府还不知道怎么在补贴呢！因此，尽管不能把宝钢当宠儿来养，但必须当骨干企业来养。”

　　新华社称当前的“地方投资大大超过中央投资增长”，这是因为，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比如权力下放带来的地区竞争——和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地方政府通过债台高筑进行扩张，甚至往往在经济紧缩前夜冲刺，以期在下一轮经济启动时占有先机。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承包式的地区组织竞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效能的动力，现在，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浮现，我们的增长方式正在远离科学的观念和真正的文明。但是转变增长方式究竟应该靠什么？

　　改革之中寻找办法

　　如果不深化改革，如果不能削减政府的投资建设职能，单纯的政策调节很可能是逆向调节，从而损害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做出了值得注目的分析。他认为，目前的经济过热问题主要不是宏观问题和总量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解决的办法应当是从改革中去寻找。

　　“然而，我们目前的做法是讲统筹多，谈改革少，重政策调控，轻体制改革。”张曙光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建设职能过大，国有经济庞大，政府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再加上官员考核制度的扭曲，往往是市场未热，地方先热。调控前，各地争先恐后上项目；调控中，政府要保国有部门，于是不得不卡死民营企业；调控后，不良资产达到高峰。因此，政策波动往往使市场的波动更大。”

　　既然是“体制性过热”，市场调节显然无能为力。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必须干预。只是，如果不深化改革，如果不能削减政府的投资建设职能，单纯的政策调节很可能是逆向调节，从而损害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在天则宏观经济论坛春季会议上，中国体改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说，这几年应该算是关门搞改革，或叫改良。在许多领域，五年都出台不了一个方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在这次会议上，以及在所有的经济论坛当中，我们都可以直接感受到体制改革的众望所归。

　　宏观学者魏加宁则认为，在过去的25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者正是他所供职的机构——这两个中立的、不拥有部门利益的参谋机构，“但是，在目前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地区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严重肢解的情况下，我们却撤销了国家体改委。”

　　魏加宁说，我们原先以为，撤销体改委的负面影响可能要过10年或20年才能显现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高层领导在决策时很难听到客观中立的观点”，而国家体改委及其宏观司的中立、客观的观点在以往历次宏观调控决策中常常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是，即便恢复了国家体改委，中国的改革道路就能够被预设吗？

　　(本报记者邓瑾、李翔、王延春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