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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财政部长金人庆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上表示，今后我国将淡出“先前的积极财政政策”，采取“中性的财政政策”。金部长指出，当前经济既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热的问题，也存在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调控政策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而是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欲达“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之目的，政府就应该采取公共财政政策，完善市场机制。
在中央已经确定钢铁、水泥等投资过热的情势下，财政政策不得不重新排序投资的重点，钢铁等投资过热了要控制，但“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所以要“保”投资。但其结果却从某种程度上把“财政政策”变成了“产业政策”。这样，财政政策就很难维持“中性”了，因为在过热的产业淡出了，对“不足”产业的财政投资照样可以很“积极”。
因此，财政的功能并不是要判定哪些产业投资“足”或“不足”，并据此缩减或扩大财政投资的力度，而是要分析哪些领域或环节可以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其投资的供给与需求，而针对那些市场机制不能起作用的领域或环节才应由财政政策来主导。这样的财政主导政策就是公共财政。
比如说，我国对于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共投资十分不足。在国际上，医疗卫生的许多设施和服务都是依靠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在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投入明显不足，这导致了社会公众“看不起病”的呼声极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看病难”已经是许多农民家庭很难承受的负担。
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投资也很不足。虽说近几年投入增长很快，目前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水平，但是对义务教育阶段投资的缺口仍然很大。加大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都应是财政投资的分内之事。所以，财政应该加大对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的投资，相对于国家过去这些年来严重的投入不足，对它们的公共财政投资反而应该是“积极”的，而不应是“中性”的。
财政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应该严格限制在基础研究或“研发”的环节，因为这些环节距离市场需求终端的链条比较长，市场机制对这些环节的投资价值不易识别；而对于有着良好商业前景的高科技产业及其环节，则完全应该由市场决定供给与需求，因为“投资不足”自会引起强烈的市场需求，自会刺激社会投资的扩大。对于有着明显市场需求的能源和交通产业如发电厂或高速公路等，丰厚而稳定的赢利前景一直诱惑着民间投资，问题是目前国家给民间投资的开放度还很不够。所以在这些领域，即使存在投资不足，也是社会投资和市场机制应该作为的空间，而非财政投资的重点。
健康的经济增长应该有真实消费需求的拉动，这就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是我国近年来服务业增长缓慢。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由1983年的20%上升到1993年的33%，增速有10多个百分点；而2003年该比重为34%，10年间仅增长了1个百分点。相对于中等发达国家55%的水平，这个比重十分低。但是，服务业发展滞后，并非由于财政投资不足，而是没有打破垄断。在金融、电信和通讯、城市公用事业、文化传媒等行业，垄断程度非常之高。因此，只有打破垄断，引入社会投资，促进市场竞争，才能发展服务业，而扩大财政投资，只会增加垄断方的供给，让服务业南辕北辙。
总之，财政政策若只是选择一些“投资不足”的行业来扩大投资，而不区分市场机制自行调节与市场机制不起作用的领域和环节，从而导致公共财政与建设财政不分、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不分的话，就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而非中性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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