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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就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13次集体学习会，这是一项极为务实而紧迫的学习。
今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定位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系统提出了“繁荣”的方针目标、管理体制改革、队伍建设等7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全面阐述了中央对繁荣哲学社会
科学的最新认识。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四个重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意义非同一般。
把二者作联系，政治局的这次学习会带有明显的垂范意味，旨在推动地方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眼下，针对经济“局部过热”，宏观调控措施正在逐项推开，其过程本身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既来源于国情条件下的不断实践，也建立在与时俱进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之上。一场看似例行的学习会，反映出中央核心领导层不断探寻治国之道的“求真”精神。
自然科学之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作用于“技术层面”，着重于“技术支撑”。而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统筹学、军事学、法学等一系列学科门类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治国精英认识把脉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有力理论武器，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承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不能脱节，但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指导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证中国的现代化车轮行驶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哲学社会科学处于“战略位置”,所担当的现实和历史的重任不可替代。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且永远交互循环递进。从这个意义上立论,改革开放的现代史,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寻求自身学理创新并反过来指导改革开放的历史。无须讳言，改革开放直至半个多世纪以来,与时代和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哲学社会科学还有许多不适应。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东部中部与西部、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民主与法治难以全面协调发展,与此不无关系。
改革正向深层次推进，改革越来越难——由经改与政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所出现的“不协调”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仍在持续积累。但另一方面，改革不可能停顿。在此关键时刻，寻求改革的深层次突破尤须依赖于指导改革的理论有重大创新。而一切的一切，必须以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作为重要前提。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冷战时代”的中后期，我们还必须认知，自“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国际政经大格局已经并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务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视审视、检讨、反思、调整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指向、目标、政策和策略取向……而这一切，同样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不能拿出现实性和前瞻性皆俱的学术成果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纵观历史，放眼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累累，许多西方国家都以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思想库和智囊团，仅美国就有上千个思想库，如兰德公司、企业研究所等，主要为政府的内外政策和重大决策提供形式多样、观点不一的咨询。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他国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形式，搞“拿来主义”绝对不成，但必须有所借鉴。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实是综合国力的真实体现。根据各国特别是大国发展的经验，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出成果、出理论、出人才、出大师的最佳时期。以中国为例，即便光局限于经改领域，我们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转型”，本当是最该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时机，但我们却没有。毋庸讳言，目前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传统体制的“印痕”仍十分浓厚，“左”的影响依然存在;从研究导向、机制、内容、组织方式，还与时代要求不甚合拍，现有的管理体制还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甚适应。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有非常现实的迫切性。
大国之发展，不能没有指导发展的“思想库”。中国之大，光有中央层面的“思想库”还不够，地方也须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和整体素质。把“四个同等重要”尽快落到实处，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着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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