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我们的问题是“超经验”的

　　作者：杨玲香

　　论题一：“软着陆”解读

　　曹和平：“软着陆”本来是航空领域的术语，现在把“软着陆”应用到经济领域，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我认为，“软着陆”应该是指国家几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没有超出 警戒数据。比如：失业率不超过10%；物价指数不超过10%；GDP不超过10%；固定资产投资不超过25%等等。任何一项指标都不能代表全貌，因此用一项或者其中几项指标来判断我国整个的经济形势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张寅：判断我国的经济形势，数据的独立性很重要，目前来说，中央的核算数据来自地方，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结构性问题。因为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数据在量上的不均衡还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这种判断如果产生地方与中央判断上的背离趋势，中央决策就会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

　　曹和平：成功实现“软着陆”，还依赖于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其潜在风险的判断。首先，我国经济增长是“过热”，还是正常的“超速增长”还有待考证。经济过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供给方的过热，一种是需求方的过热。

　　供给方为主导推动的过热表现为原材料的涨价和存货量增加。去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警戒线，原材料价格上涨很快。但是，生产资料的存货量并没有增加。在三大支柱产业都看不到存货量的增加，可见“供给方全面过热”的说法是不对的。

　　论题二：如何判断是否“过热”？

　　曹和平：我国去年人均收入超过了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降到了1／3以下，导致消费结构产生快速变动。住、行成为增长极快的领域。所以去年下半年以来，汽车、住房虽然产量达到饱和，但是价格一直没有下降，更没有出现存货量，这都是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这两个行业的过度增长会拉动水泥和钢铁等基础性生产资料的增长，这才出现了今年1～4月份我国基础行业中黑色金属增长最快，制造业中化工、涂料、化工染料等增长最快。可见，当前的经济是需求结构拉动了产业链的增长，属于需求增长拉动的供求增长，这种增长叫经济超常增长，而不是“过热”。

　　同时，外商投资的热情还是很高的，这表明我国的市场还是有很强的需求空间。

　　所以，判断今天的“过热”与否，要加上转型期需求结构的转型特征来判断，否则这种判断是不全面的。我们需要面对的是“经济超常增长的风险”和“部分行业经济过热”的两种风险。而克服两种风险的措施是不同的，如果偏向一方，就会出现偏差。

　　对于“经济过热”的行业，国家要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而对于超速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来说，要对快速增长的产品质量进行控制，关键是把好质量关和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另外，还要加强生产中的安全保障。否则，不但国内生产领域容易造成混乱，而且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也会吃亏。

　　论题三：怎样看待价格在我国宏观调控中所起的作用？

　　张寅：价格是反映市场的最真实最科学的数据，所以，无论在怎样控制，也不能硬性控制价格，否则我们所有一切决策都失去了判断依据。而市场利用自身的价格杠杆进行调控，对行业发展也是很有益处的。例如我们的钢材，经历了从价格上涨到受到控制再到价格低迷的完整的十场变动历程，所以，钢材市场的投机行为也被市场自然而然地挖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律杠杆。

　　曹和平：但是，在不成熟的市场中，其价格也是不真实的。所以不应该以已经出现的市场价格来决定以后的经济走势。例如我国的房地产业，如果对其进行紧缩政策，钢铁很快就会限制，从而形成资源浪费。所以，我们要运用经验来调整，在市场价格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能预测到行业发展的趋势，这样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张寅：我认为，价格不要控制，可以控制门槛。

　　论题四：宏观调控，哪种手段是主导？

　　袁钢明：目前初步显现的效果，实际上是经济调控手段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4月26日，“铁本”事件标志着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由以市场手段为主转向以行政调控手段为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4月底以前，我们所运用的一切经济调控手段已经见效了。

　　我们先看一下4月底以前的统计数字：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3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较前两个月，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在三个过热行业中，只有钢铁行业投资上升，而水泥和电解铝行业投资比例都出现了下降；就价格来看，钢材价格在3月中旬就出现下降趋势。在第一季度，虽然生产资料价格和原材料价格都在上升，但是其上升幅度已经低于去年第四季度。房地产价格一路趋升，但是上升幅度并没有剧烈变动；就消费价格指数而言，去年6月份以来，消费价格指数最高的是去年10月份，今年2、3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在上升，但已经低于去年的11、12月份了。

　　曹和平：4月底以前，国家宏观调控以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为主，几乎没有行政干涉。由于经济调控有一个传导周期，今年的经济运转已经显现了经济调控的效果。

　　论题五：国家动用行政调控手段的原因是什么？

　　曹和平：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超经验”的，6个专家就能有8种意见。

　　袁钢明：政府认为5月份以前的经济调控见效太慢，可是经济手段调控本身要有一个传导期，不能因为其见效慢就否认经济调控手段的有效性。

　　另外，今年1、2月份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上涨很快，但年初的投资趋势不能代表全年的总趋势。年初的投资过多很可能是企业在抢时间，但我们不能否认市场有其自身的调节作用，这种上升势头并不能预示对基础行业的投资将在全年都直线上升，因此，急于“出手”行政手段是欠考虑的。

　　论题六：行政调控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曹和平：市场调控见效的情况下，如果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而强加实行行政调控，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稳定，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在“大涨”之后“大落”，最终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使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张寅：行业发展有自己的一个周期，有涨有落，这是经济规律。在市场低落时，鼓励和刺激市场进行快速的发展，但是行业一旦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总有承受不了的时候，这时候应该允许经济能量的“释放”。如果对任何一个经济涨落都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控，就会伤害行业内部自身的经济发展规律，从长远发展来看是不好的。

　　钟朋荣：如果破坏了市场运作的原有体制，就会使市场运作秩序产生混乱，特别是使民营经济大大受挫。另外，还扭曲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盲目夸大了行政的力量，错误地抬高了行政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地位，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培育是非常不利的。

　　论题七：当前的宏观调控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或者改善？

　　钟朋荣：“过热”主要是由房地产引起的。而房地产“过热”却并不完全是由于消费需求带动的。目前，我国市场对房地产的需求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很多人把购房看做是一种投资方式而不是消费方式，因此产生了房地产需求的虚假增长；二是地方腐败造成的闲置资本大部分用来购房；三是大规模地建设物流中心、大学；四是股市造成的投机行为；五是老百姓的正常的改善住房的需求。所以，控制经济过热增长，要从控制住房做起，而不是从控制生产资料做起，否则一些创造社会财富的优秀企业就会大受打击。

　　曹和平：对基础生产资料的投资不应该过度削减，但在投资方向上要有所改变。就拿中国的钢铁企业来说，中国的钢铁工业技术含量非常低，中国钢产量的40%是用于房地产建筑用的，多数属于普通钢，而用于汽车钢板用的特种钢材多是依赖进口。民营企业起点低，资金不足，从而导致钢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中国领头企业的国有钢铁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应该改善了。

　　钟朋荣：国家要大力培养多种投资市场，来分散集中投资，这样才能促使我国避免投资过热的再次出现。调整的对象应针对所有制结构和空间布局，应更多的考虑，中国的工业化应该在哪里发展。

　　论题八：在这一轮的“经济过热”中，中国的企业家显现了哪些不足？

　　张寅：这一轮调控中受到重创的企业，例如“铁本”和“德隆”，其领导人都是白手起家的，企业也是拔地而起，快速成长，没有经历过大的市场动荡，所以非常缺少风险意识。1993、1994年我国经济产生动荡时，他们还大都是个体户，不懂得什么叫“泡沫”，更不懂什么叫调整。另外，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是导致这些企业盲目膨胀的原因，“铁本”在常州的一切审批手续都非常顺利，这无疑更加大了“铁本”膨胀的野心。

　　但是，经济是有其周期的，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这样，“大跃进”之后紧跟着就是“大调整”。很多规模庞大的企业领导者不注意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不注意探讨市场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向，只是盲目地扩大生产，最终将因为与整个社会进行步调的不一致而崩溃。

　　钟朋荣：中国企业家的集中投资倾向非常严重，并且投资思维方式过于传统，这也是导致新一轮经济过热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古就有投资房产的传统，远至山西晋商的“乔家大院”，近到“温州购房团”。所以，由房地产领域引起的投资过热与投机行为就很正常了。集中投资会造成市场的过渡膨胀，最终受害的是企业家和整个社会。

　　张寅：中国的企业有一个特点，当经济出现过热倾向时，首选的策略就是搞“价格联盟”，企图从控制价格入手控制市场，但这样做只会给市场留下很多隐患。美国的企业家不同于我们，由于中国控制对钢铁行业的投资，美国的钢铁行业受到影响，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减产联盟”，以期稳定市场，从而缓慢、安全地度过危险期。

　　中国企业家投资过度膨胀的现象在十年前就有所显现。当年的大邱庄就是以搞钢铁投资建设，使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就像今天的“铁本”，但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惩罚。当年的“南德”就像是今天的“德隆”，其发展轨迹非常相似，而结果也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