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体系成局 “9+2”激活重整华南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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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城 广州报道

　　200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广东省政府的决策咨询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泛珠三角概念。不到一年，这一构想已变成了现实的作品。

　　2004年6月1日，11个地区的高官们香江聚首，阵容豪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广东省长黄华华、湖南省长周伯华、云南省长徐荣凯、四川省长张中伟、江西省长黄智权、贵州省长石秀诗、海南省长卫留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杨道喜、福建省常务副省长黄小晶，共同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上签字，并且在随后的两天，同意建立区域内的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和秘书长协调制度——宣告了中国最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诞生。

　　南中国区域经济的大棋盘，由此有了新的创意。

　　“泛珠三角体系”成局

　　某种意义上，泛珠三角是广东重新领跑国内区域经济竞争的应对之策。《南方日报》一篇评论写道：“从国内经济发展格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领先的珠三角近几年正面临着来自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快速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珠三角’、‘大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泛珠三角’与周边省区进行经济上的战略整合，使华南、西南‘9＋2’区域以新的整体姿态，进一步发挥优势，克服不足，聚合起更大的要素规模、更强的功能优势和综合实力，增强竞争力，才能和前两者一道充当中国经济腾飞的引擎。”

　　正是出于为广东增强区域竞争力寻找对策的目的，广东学术界近几年来也一直在探寻以珠江水系为纽带的区域整合，“9＋2”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这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区域经济合作，如1980年代的长江流域经济协作，系由中央政府提出并主导，或者长三角的区域合作，一开始就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因此有政经学者认为泛珠三角的成局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地方政府之间互动的一个新现象。

　　广东省作为“9＋2”体系的倡导者和组织者，通过把11个地区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正如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所说的：“广东要建成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所以我们要吸纳港澳的资金、资本优势，吸纳港澳的服务业优势，来为我们制造业服务；同时我们还要吸纳八个省区资源丰富、人力丰富、市场广阔的优势，来弥补我们资源的不足，扩大这个市场。”

　　广东省将和其它10个地区一起分享“泛珠三角概念”所带来的战略红利，这可能会包括：如果“9＋2”计划被提升到国家级的层面，成为国家战略——已经有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品安等多人提出了此建议——区域内各个成员都将享受到巨大的战略利益；由于泛珠三角引起全球的关注，提供大量商机，将会形成一个投资热点，发挥“热点效应”；由于区域内拆除贸易壁垒，将会对所有成员的经济增长都形成强力刺激作用。当然，在分享时广东可能会切到最大的蛋糕。至少到目前为止，两年前对珠三角竞争力产生的信心危机，已经给CEPA和“9＋2”冲洗殆尽。

　　可以说，张德江书记首倡的“9＋2计划”，为近年一直寻找战略支撑点的广东提供了一个“抓手”。南方日报评价：“借东风冲开一片天。”

　　内外环利益

　　有学者认为，在泛珠三角整体区域中，也有不同层面——粤港澳地区看作泛珠三角体系的“内核”，在此基础上，江西、湖南和广西、海南四省区直接与广东相邻，可视作“泛珠”的内环，而云贵川和福建则是“外环”。

　　广西和湖南可谓是诸省区里边对泛珠三角概念最为积极的地区，在这次论坛之前的4月份，广东省党政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广西和湖南，其中前者是对广西庞大代表团访粤的回访。湖南省长周伯华表示了他的热情：“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既是湖南的责任，也是湖南加快发展的捷径。”而广西则一直强调两广兄弟关系，兄弟情谊的同时是两地密切的经济合作基础：当时两省区一次性签订100个合作项目，合同总金额486亿元。

　　江西省常务副省长吴新雄是赣省内部对泛珠三角反应最积极的官员之一，早在去年底就宣称：“江西对接与互动泛珠三角经济圈的认识与态度非常明确，要在9个省区中率先对接与互动，省内的赣州市将率先全面融入。”江西省长黄智权在香港论坛上则说明：“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江西省确立的发展战略，跟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推进不谋而合，这是一次宝贵的发展机遇。”

　　对这三个省区而言，对接泛珠三角是其发展战略中的一环。就在泛珠三角会议落幕后四天，湘浙经贸合作招商会将于6月7日在杭州开幕，湖南省将派出200家企业到杭州招商，争取浙江省在湘合作项目新开工200个，投资超过60亿元。湖南媒体说：“这次招商会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促进湖南与长三角经济圈之间的合作。”

　　海南省的产业发展战略是：“建设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热带海岛休闲度假基地。”卫留成在参加泛珠论坛时，大力推销其“两个基地”，他形象地提出要“把海南建成菜篮子和花果店”。

　　无论是8个省区还是广东省，目前都还处于极端渴望吸纳投资的发展阶段，只不过广东省本身在吸纳投资的同时，也成为一个输出投资的大省——粤省累计对泛珠三角区域的投资据悉已超过6000亿元。8个省区参加泛珠，获得更多来自粤港澳的投资，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也是内在动力之一。

　　据了解，9＋2的成员构成，最初是出于珠江水系的概念，所以才有桂、湘、赣、云贵五省区的进入，海南原本就是广东一部分。对四川而言，广东是其主要的出海口。福建、江西两省原本属于传统的华东地区，但江西由于自身要求，且赣南地区属于珠江水系，何况粤赣两省的经济联系本来就十分密切。至于福建，其实几乎在所有的华南经济圈概念中，都是把福建省算在内的。

　　由于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许多专家判断，政府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将更趋服务性，更多的事情要交由企业自己去决定，因而对泛珠三角体系的定性，不少人视之为一个经济合作区。尽管“框架协议”中长官们设定了基础设施、产业与投资、商务与贸易、旅游、农业、劳务、科教文化、信息化建设、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10大合作领域，但在操作具体事情时，市场化规则将是其中的主脉络。

　　重整华南经济圈

　　来自香港的投资，至今仍是中国大陆吸引外资来源的第一位，因此泛珠三角区域的内地省区，在CEPA之后对香港的向心力重又加强，这是香港表态欢迎泛珠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4月份以后，香港媒体对泛珠三角体系的探讨逐渐升温，特区政府亦积极地加入到合作计划中来，并且争取到了此次合作论坛的开幕式和重头戏在香港举行。

　　在本次论坛上，一位研究粤港关系的学者对记者说：“香港学者普遍认为，香港如果不加入这个合作体系，最终会在华南经济圈中被边缘化。”

　　6月3日，广州的闭幕式上，董建华回答中央电视台提问时说：香港是积极的参与者，可以借助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的地位，我们服务业的种种优势，充当一个高层次的服务中心；同时香港还有国际化的优势，有高度开放的优势，我们希望可以引领泛珠三角的企业，走向全世界区域。

　　这是一个实在的回答，香港的这些优势无人能够回避。在人们追问香港与广州如何处理在泛珠三角体系中的竞争关系时，暨南大学教授封小云指出，随着大珠三角向泛珠三角、单一的外向主导向内外并重的方向发展，这一区域必然要出现两个生产服务循环体系：一个是内向型体系，这个体系的循环枢纽将是广州或者以广州为核心的大广州城市群，另一个则是已在大珠三角中形成并不断扩展的外向型体系，香港以其世界级的生产性服务，成为这个生产服务循环体系的开端与终端，是重要的循环枢纽。

　　从逻辑上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并且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又有谁可以去限制香港对内的辐射，同时又限制广州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努力呢？也有人笼统地提议“大珠三角”是泛珠三角的领头羊，以回避这个问题。当然最简单而又最正确的答案是：让市场决定一切。

　　无论如何，泛珠三角计划使得原来只存在于学术上的“华南经济圈”的概念变得真切起来，这个经济圈原本只是由中国大陆的华南部分(粤桂闽琼四省区)与港澳台组成，现在则扩大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变成了整个南中国的概念。

　　董建华说，泛珠三角扩大了香港的腹地。著名学者陈东琪也分析，原来“港澳带动效应”还只是局限于广东的小珠三角圈内，贸易和资本的市场开放受到各种自然的、行政的区域壁垒制约，开放半径难以扩大，在CEPA和东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后，可以为充分发挥“港澳带动效应”和“南扩效应”获得一个比较便利的外部条件。

　　“泛珠三角的龙头区域是粤港澳三地组成的大珠三角，香港是大珠三角的核心区”，专家认为：由港澳和南中国9个省区共同组成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组织，必然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的重心部位，香港和澳门则成为华南经济圈与东盟的结合部，以此香港在区域内将获得更核心的地位。

　　反观台湾地区，由于被置于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之外，此次又因泛珠三角计划而被置于华南经济圈之外，加之台湾当局一直抗拒与大陆进行三通，台湾可能会面临在区域内越来越边缘化的危险。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区域总部从台北迁到香港或上海，而台湾只成为这些跨国公司的大中华区管理下的地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