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宏观调控的纷争

　　□ 文/魏加宁

　　自去年以来，围绕着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过热问题，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讨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出现“过热”，或是“局部过热”？二是今后的物价走势如 何？究竟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或者是资产价格膨胀？三是此轮经济升温的主要动因究竟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民间投资主导，还是依然是地方政府行为驱动？四是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应对当前局面？是市场调节，还是行政干预，或者是兼而有之？围绕着上述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存在着三种到四种不同的观点。

　　分歧的三大原因

　　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过热已非一次、两次，围绕着宏观调控的大讨论也曾多次出现。但是，此轮争论观点分歧之大，程度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实为前所未有。其原因主要有三：

　　1、判断的标准不同

　　(1)以速度为标准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

　　一派观点认为，根据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在9%以上;而另一派观点认为，增长速度在6%至9%为正常；

　　反对说过热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刚刚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增长速度不过是从7%至8%上升到了9%，刚刚提高了1-2个百分点，就马上说过热，感情上有些接受不了。但“过热派”指出，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十分脆弱，所以，中国经济既“怕冷又怕热”。

　　(2)以物价为标准

　　由于目前物价虽呈上升趋势，但尚未超过警戒线(3%至5%)，所以“不热派”以此为依据，认为中国经济尚未出现过热；民营企业家也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不必过分担心通货膨胀。

　　“过热派”则认为，物价走势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当通货膨胀起来之后再进行控制就会为时已晚；而且社会学家指出，“对于低收入的弱势群体来说，通货膨胀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以就业为标准

　　“不热派”反对说经济过热的一个很强的理由是，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达到了9%的增长速度，但就业压力尤其是大学生分配仍然十分困难，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压下去，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但是这种看法恐怕是将长期因素、结构性因素(如中国劳动人口增长过快，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1998年大学扩招，官办学校招生不适应市场需求等)与短期周期性因素混淆了。

　　(4)以贷款或投资的增长速度为标准

　　也有的人是以投资或贷款的增长速度作为判断标准。首先是有人担心贷款增长过快，但持反对的意见则认为这是对前几年银行“惜贷”现象的一种反弹。

　　其次是有人担心投资增长过猛，规模过大，但反对的意见则认为，这种投资增长有其合理性，城市化、住宅商品化以及汽车的普及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增长。

　　由于贷款和投资作为先行指标，其快速增长反映了总需求的快速增长快于总供给的快速增长，因此理当高度关注。

　　(5)以投资效率为标准

　　有专家以投资效率为标准，指出，目前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很低，甚至接近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前的东南亚国家，由此担心目前的过度投资会导致经济泡沫;也有专家对该指标计算方法存在争议。

　　(6)以总量为标准

　　从经济学上讲，经济十分过热，最根本的还是要看总量，也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是否失衡。

　　针对这个问题，“过热派”，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因总需求增长过快出现了总量失衡的问题;而“局部过热派”则表示“不担心总量问题”；此外，“中间派”则称目前“总量矛盾尚不突出”。

　　2、依据的数据不清

　　(1)农业生产：粮食储备及耕地数据不清

　　由于目前有关粮食储备的基本数据尚未公开，因此我国粮食储备部门到底拥有多少粮食人们并不清楚，又由于我国现行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非但没能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反而放大或加剧了粮食的市场供求波动。

　　(2)各类企业：普遍存在多账本问题

　　目前在我国，企业同时拥有多本账本现象相当普遍，不仅是民营企业，就是国有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都同时拥有3至4个账本，其中一个是给工商主管部门的，用于报统计数据；一个是给税务部门的，用于“逃税漏税”;再一个是提供给银行的，用于争取贷款；还有一个是留给自己的，但外人是通常看不到的。

　　与此相关，目前各政府机构拥有的数据也相当不统一，未能实现信息共享，工商部门与税务部门、海关之间互不通气，有些企业甚至只在工商部门注册，而不到税务部门登记。

　　统计数据不清导致有关部门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3)商业银行：贷款方向缺乏分类统计

　　日本的中央银行年报中每年都对银行贷款结构和有价证券构成进行统计，说明全国商业银行贷款中有多少是贷给了地方政府；商业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中有多少是国债，有多少是地方债。

　　由于我国的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部门均缺乏此类统计，因此，在银行贷款中究竟有多少贷给了民营企业，有多少贷给了地方政府项目，情况并不清楚，因而很难准确据此说明目前经济升温的动力究竟是民间主导还是地方政府主导。

　　(4)地方政府：没有资产负债表

　　目前，我国各地地方政府已成为事实上的投资主体，他们一方面通过资产方进行扩张，通过经营土地资产，实行低收高卖(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所以无法抵御地方政府的剥夺)，向银行抵押贷款；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形式的隐性负债(如向企业提供隐性担保向银行贷款，挪用社保基金，拖欠施工款项等)，进行投资扩张；虽然地方政府可以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双向扩张，但有关数据却严重缺乏，使得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犹如“踩棉花”，缺乏坚实的基础。

　　3、利益机制不同

　　(1)中央银行：

　　人民银行官员担心过热，除了拥有过去多次经济过热的历史经验以外，还因为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人民银行是当然的责任人，成为“打板子的主要对象”。

　　但是很遗憾，自去年以来，央行所发出的货币政策信号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阻力，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的表态成为各种“噪音”，严重干扰和抵消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信号作用，致使各级地方政府、各类企业和投资者们未能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计划，主动采取措施实行自我约束。

　　(2)有关部门：

　　起初，有关部门迟迟不愿意承认经济过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承认中国经济已经过热，那就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尽快中止，国债项目应当尽快退出，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以上时还在拼命发行国债，但是，如果国债项目停下来，有关部门就会失去国债项目的审批大权。

　　后来，有关部门终于不得不承认经济出现过热，但仍坚持称目前只是部分行业过热，因此解决办法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行政审批的办法来控制“局部过热”。如此，可以一举两得：一边审批国债项目，一边审批过热行业，并美其名曰“调整结构”，使得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

　　(3)统计部门：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统计部门，不仅负责统计数据，而且还负责进行经济形势分析，于是，许多部门和专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大家看到有关统计数据时，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也已经发表，因此，其所提供的数据自然要为观点服务，要与结论保持一致。

　　此外，目前国家统计局还提供经济形势预测，于是当经济走势与原先的预测目标相背离时，就有可能通过解释数据或修改数据的方式来“自我实现”原先的预测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统计部门是国务院下属职能机构，而其领导又往往是国家有关部门派出，而作为下级单位的领导必然希望能够提供让上级领导满意的答案，因此，越是当领导高度重视经济走势的时候就越有可能出问题，越容易出现“目标颤抖”。

　　(4)地方政府：

　　由于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干部体制以及财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地方政府面临着来自于上面的政绩考核、来自于下面的群众选票和来自于各地政府间的激烈竞争等三个方向的压力，以及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提供公共服务等三重任务，因而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和投资冲动。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便通过资产和负债进行双向扩张。

　　(5)各类企业：

　　在某些已经出现投资过热的行业，一方面，国有企业强烈呼吁政府实行行政干预，限制新的企业进入；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家明明知道这些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但仍然希望尽快进入，他们认为，首先，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在暴涨，说明存在着强烈的需求；其次，强调自己的管理体制优势，并且准备上最新的技术设备，因此自信拥有较强的竞争能力，认为将来即使出现生产过剩时淘汰出局的也将是国有企业，因而对国家发改委强化审批的做法强烈反弹，认为这是在保护技术水平落后和管理水平低下的国有企业。

　　但有专家(吴敬琏、易刚)指出，民营企业的投资大多还是来自于银行贷款。由于地方政府给民营企业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竞相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导致这些民营企业(包括部分外资企业)低估了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

　　(6)新闻媒体：

　　按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应当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也应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是，在此轮宏观调控争论中，一些新闻媒体既没有主持公道，也没有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相反却纷纷为个别部门、个别地方、个别行业和个别企业说话。

　　2003年夏，当人民银行欲对房地产信贷进行控制的时候，就遭到了新闻媒体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弹，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目前新闻媒体的经营收入中有一部分来自于房地产业的广告收入，地方性新闻媒体尤其是如此(以致于在传媒业中有“中央媒体干不过地方媒体”的说法)。因此，新闻媒体便和房地产商结成了联盟，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进行强烈反弹。

　　(7)政府官员

　　当前，我国政府官员中“明哲保身”的现象日益严重，一些政府官员常常会说“多种语言”，面对群众说官话，面对领导说好话，面对朋友说真话，面对媒体说假话。

　　再加上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中未能区分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以致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立场不清，职责不明，表面是为国家谋利益，而实际上是为地方或部门谋利益。

　　(8)专家学者

　　与十几年前大不一样的是，如今专家学者的队伍也已经大大分化，仍然从国家利益出发、替中央政府着想的人越来越少，而为部门、为地方、为行业、为企业说话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

　　尤其是有的专家则离股市比较近(因此反对提高利率)，也有的专家离房地产业比较近，有的专家离某些产业比较近，也有的专家离某些企业比较近。总之，谁出钱就为谁说话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

　　(8)政府决策机构

　　过去25年，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二个中立的、不拥有部门利益的参谋机构。

　　但是在目前利益多元化，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地区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严重肢解的情况下，我们却撤销了国家体改委。

　　我们原先以为，撤销体改委的负面影响可能要过十年到二十年才能够显现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由于在高层领导在决策时，很难听到客观中立的观点，致使这场围绕宏观调控的争论旷日持久，久议不决。而国家体改委及其宏观司的中立、客观的观点在以往历次宏观调控决策中常常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因此，这场争论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者与中央银行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博弈。大家各说各的话，各有各的利益机制。

　　如何应对当前局面？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年4月上旬，也就是当今年一二月份以及一季度的数字出来以后，人们的认识才开始趋向一致，4月上旬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4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向市场发出了强烈信号。至此，中国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出来。尽管高层决策并没有使用“过热”一词，但是中央银行以及政府各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显然都是针对“过热”的，都属于“抑制过热”的措施，都是着眼于“软着陆”，而不再是鼓励什么“新的一轮上升期”了。

　　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是，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围绕着采取何种手段应对当前形势方面，目前可分为“市场调节派”、“行政干预派”、“混合派”三种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过热论”的观点里有“市场调节派”和“行政干预派”之分，而“不热轮”和“局部过热轮”中也同样有“市场调节派”和“行政干预派”之分。

　　此外，同是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中，但在骨子里主张又可能完全不同，一派观点主张“放任自流”，“顺其自然”，让市场机制自己去调节；而另一派观点则主张加强宏观调控，但具体方法上要尽可能采取市场手段，加强总量控制，而不是采取微观行政干预。而同是“行政干预派”的观点中，有的人主张在不得已时再使用行政干预手段，即使是采取行政干预也不要强化行政审批;而有的部门则主张通过强化行政审批来抑制已经过热的行业。

　　此外，“混合派”则主张“市场调节＋行政干预”，主张用市场调节机制来应对民间企业投资，用行政干预手段来抑制地方政府投资。

　　我认为，首先，中央银行应当是宏观调控的主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中最频繁出现的主要角色理应是中央银行，尤其是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作用尤为突出。应当承认，此轮加强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的预见性还是比较早的，动手也不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去年中期中央银行开始加强宏观调控以来，首先，货币政策决策受到了来自于各个方面前所未有的压力，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受到空前挑战；其次，中央银行所发出的一系列货币政策信号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噪声”的干扰，尤其是被一些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的声音所淹没，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大受影响；再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作用被各个环节的阻力所削弱，致使各级地方政府、各类企业和广大投资者们未能及时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来调整自己的投资计划，未能主动采取措施进行自我约束，因而导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被大大削弱。

　　正因为央行的货币政策作用受到阻力、干扰和削弱，才使得自去年中期以来的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效果不大理想，以致于我们今天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进一步强化调控力度。

　　其次，强化行政审批的做法不可取，有可能使市场化改革出现倒退。经济“冷”的时候要加强行政审批，“热”的时候也要加强行政审批，其后果必然导致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与日益强化的行政审批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使市场化改革出现倒退。

　　目前，地方政府领导的主要精力大都放在了“三跑”上面(“跑北京、跑部门、跑项目”)。各省市驻京办事处越盖越豪华，以致于目前北京最好的餐馆大都在各省市驻京办事处，而来京跑项目也已经是造成北京目前交通拥堵的原因之一。尤其是每年“两会”期间，北京的主要宾馆爆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地、各级大小官员加上各类企业家纷纷到北京“找关系”、“跑项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建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加以“完善”的今天，我们的行政审批反而强化到如此地步，不能不令人深思，而其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更是值得高度关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