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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市就自来水销售价格和污水处理价格举行了一场听证会，30名来自各方的听证会代表、20名旁听市民以及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场听证会的意义是明显的。水价调整实质上属于城市重大公共政策调整的一项，它涉及多方利益，对于市民生活将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理应让市民参与到这一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让各方都能围绕着水价问题展开博弈，寻求公共利益的平
衡点，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加公平和科学。
还要看到，最终的出台水价调整方案如果能融入听证会代表以及市民的意见，会让广大市民对水价调整这一公共政策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市民不再是城市管理工作中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真正成了城市的主人，因为他们可以平等地和大型公用事业企业进行对话，可以在一个郑重的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影响决策。如此一来，城市管理就成了一种市民—企业—政府间的良性互动，谁也不可能被忽视，谁的利益都不可压倒另一方。
不过，除了公共管理意义外，这个听证会对于节水教育的意义也是不可小视的。
在听证会上，代表踊跃发言，市民认真旁听，媒体共同关注，官方积极回应，甚至在会场外还形成了一个“分会场”———科研人员在场外推荐研究成果；一位市民举着写有自己对水价调整意见的牌子进行呼吁；还有市民拿着德国节水用具来赶场。
这些现象向我们传达出一个信号：这场听证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听证会本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论坛，一个市民声音的广场，一个节水教育的极好平台。
长期以来，我们在开展节水教育时总是“自上而下”式的，水务部门宣讲节水意义，街道办开展节水活动，行政机关走上街头开展节水教育……
这些宣传活动看似有声有色，但具体效果如何呢？
数据说明了一切。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虽然仅为世界人均值的三十二分之一，但是北京的人均耗水量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我们邻国日本的80倍。
看来，作为一个极度缺水的城市，北京人的节水意识并没有因为大量的节水教育而提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上而下”式的节水教育有其天生的缺陷，比如，它大多是运动式的，而不是日常的；它大多是灌输式的，而不是启发式；更关键的是，市民在这样的宣传活动中，常常是被动的接受，而非主动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培养的责任感与危机感是有限的。
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自上而下”式的节水教育。政府对公民进行节水教育还是有必要的，但我们还需要另一种市民的自觉行动作为政府节水教育的有效补充，政府要多为市民的主动参与提供一些平台，让节水教育从“一元声音的课堂”走向“多元声音的广场”。
水价听证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广场，可是，现实中，这样的广场，这样的论坛太少了，市民关注水资源，关注水危机、开展节水讨论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政府有必要改变当前节水教育的“单一”模式，多创造机会，通过市民自发的交流、讨论，让市民成为“节水”教育的主角，使得市民能真正将节水意识根植于人生的信念中，将节水变成一种生活态度。只有这样，“节水型城市”才会成为我们并不遥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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