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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几年前，暗娼首次卖淫的动机，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足以和卖淫的收入相比拟的其他工作，所谓“贪图享受”其实只是一个传说。在进行本次调查前，课题组成员猜想卖淫女走上卖淫路必定会经历一个渐变的过程，但调查后惊讶地发现，虽然有部分人如此，但是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更多走上卖淫或变相卖淫路的外来女性是“一步到位”。这些人在离乡外出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卖淫的心理准备和信息准备。在那些新近来到深圳卖淫的小姐中，很多人是通过先来的同乡姐妹介绍，才找到卖淫的场所与工作岗位。
随着年轻一代性成熟生理年龄提前，社会观念的变化和某些文艺、影视作品对性的误导，使原来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控制作用被减弱，人们的性观念、性心理及对性的态度和性行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性恋、嫖娼卖淫和性罪错是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性乱交、非婚性生活、未成年者的性体验和毫无防护的不安全性行为都是性传播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及时诊治性病不仅是对性传播疾病的二级预防，也是对艾滋病的一级预防。因此在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时应当包括常规HIV筛查实验。
研究资料表明，普及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和使用避孕套预防性病艾滋病的传播作用已得到证实。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对性知识和性病预防知识的缺乏是我国性病发病率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结果显示，发廊妹虽然属于文化层次较低的一个群体，但对淋病、梅毒、艾滋病等性病及其主要传播途径的了解程度，却超出调查组的预料之外；另一方面，发廊妹对尖锐湿疣、软下疳、生殖器疱疹、非淋菌性尿道炎等性病认识较模糊甚至知之甚少，在非性病种类的认识上更是存在着较大的误区，且干预后没有明显的改变。提示应持续开展对发廊妹的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
尽管大多数发廊妹知道与性病艾滋病患者发生无保护性交会被感染，但只有不到半数的人知道与无症状的性病艾滋病患者发生无保护性交同样也会被传染。这一研究结果提示，应向发廊妹宣传无症状的性病艾滋病患者是最危险的传染源。大多数发廊妹认为与商业性伴侣性交时应使用避孕套，但只有约17.00%的发廊妹使用避孕套是为了预防性病艾滋病。而实际上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发廊妹在与商业性伴侣性交时经常使用避孕套，而和自己的男友或老公性交时，则几乎不戴安全套，部分发廊妹甚至还不知道避孕套的正确使用方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在一般人群的观念中避孕套的作用仅为避孕，而对于避孕套能预防性病艾滋病的作用则认识不足。另外，使用避孕套可能影响性交感觉，也是避孕套使用率较低的原因之一。这一研究结果提示在特殊人群中宣传提倡使用避孕套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有必要将避孕套改名为安全套。教育干预在促进避孕套的使用上是有作用的，但要使特殊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使用避孕套来预防性病艾滋病，仍需要大力宣传。当前的性病艾滋病宣教应着重在推广避孕套使用和介绍正确使用避孕套的方法上。
近几年来，随着性病的重新流行和艾滋病的出现，避孕套再度被重现。减少艾滋病传播的先决条件是降低危险性行为，即采取保护性措施。安全性行为教育的中心就是强调避孕套的使用。在性病、艾滋病流行的今天，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长期且正确地使用避孕套。避孕套的使用与人们对避孕套的信任程度，即对避孕套的避孕和预防性病艾滋病效果的认识有关。在使用避孕套的过程中对避孕套破裂和脱落的担忧及使用避孕套降低了性敏感度是使用者认为避孕套影响性生活的主要原因。避孕套的可按受性主要受到调查对象对避孕套的信任程度、避孕套有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周围人对避孕套的使用评价情况、获得避孕套的方便程度以及避孕套的质量有关。加强健康教育(将避孕套的有关知识—避孕作用、预防作用、详细的使用知识及使用优缺点等全面地传授给育龄人群)，增加避孕套的供给途径(尤其是方便的、个人隐私性好的供给途径，如超市售卖、自动售货机等)将是目前推广避孕套使用的有效途径，同时需注意提高避孕套的质量，保证避孕套的使用率。
令人担忧的是，嫖客在安全性行为的态度和意识上明显落后于发廊妹等卖淫人群。甚至有嫖客蛮不讲理地说“要我戴安全套，我宁可不干”。这对嫖客及发廊妹及双方的其他性伴侣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由于生理差别，女性更容易感染性病，如女性淋病患者在一次性交中传染给男性的机会是20%，而男性淋病患者在一次性交中传染给女性的机会在90%以上。近几年来由于共用针头吸毒行为得到改善，经性传播感染已成为大中城市性病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
绝大多数发廊妹了解艾滋病的三条主要传播途径，但对日常生活是否传播艾滋病则认识模糊。这一方面说明近几年的健康教育工作在特殊人群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距离我们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提示今后的健康宣教中应增加日常生活接触是否传播艾滋病的知识。多数发廊妹知道应该“洁身自爱，坚持一个性伙伴”等，但这却与其提供的商业性行为背道而驰；而在性知识来源上，大部分都选择“书籍报刊杂志” 、“电视”，表明发廊妹获取性病艾滋病知识的途径较为单一，社会对特殊人群的健康教育还太少，不能满足她们的需要，提示应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系列地、全面的开展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
尽管大部分发廊妹曾有过性服务的经历，但对婚外性行为的看法上，超过半数的发廊妹依旧反对婚外性行为，这表明了发廊妹这一特殊人群的一种矛盾心理，即虽然自己目前从事着商业性行为，但却不希望自己的婚姻或家庭有婚外性行为的发生。不容忽视的是，还有近半数的发廊妹持赞成或默认的态度。这也表明部分发廊妹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如果想达到预期目标，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态度和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时或短期的健康教育就能完成的，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大多数发廊妹干预后对待艾滋病携带者邻居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依然选择赶走他(她)或自己搬走，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是由于特殊人群对艾滋病的日常生活是否传播不甚了解。提示 “如何正确对待性病艾滋病病人”的宣传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课题。性病艾滋病知识水平的提高与态度或观念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单纯的一两次的健康教育显然是不够的，应该对人群进行深入的、持续的健康教育。
本次调查的发廊妹有较正确的求医行为，这与她们所从事的职业有很大关系。特殊的职业，特殊的经历，使她们更多的需要良好的求医行为，从而更好的保护自己。但避孕套的使用率较低，而且目的明确：避孕，这一点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持之以恒地使用避孕套，既是预防艾滋病感染，也是预防性病感染的有效途径。应大力宣传性生活时使用避孕套，从而有效预防性病艾滋病的传播。
发廊妹经常与广大的公众相联系，社会影响面大，对她们开展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是当务之急，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反之，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则通过她们的危险行为，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机会增多，对社会危害甚大，严重时将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所以，运用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等手段，在高危人群中开展性病艾滋病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推广避孕套的使用，减少高危行为，引导正确的求医行为，对性病艾滋病的防治是十分迫切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对本地发廊的分布进行标点定位和外展访问，发现绝大多数(80%)这种场所均存在提供直接或间接性服务的现象。这在发展中国家似乎有普遍性。然而由于普遍缺乏性病和艾滋病的知识，发廊妹极易成为疾病的受害者；同时由于她们与嫖客之间的无保护性行为，有时即便采取了保护措施却大多并不正确(如无效预防性治疗或自我过度治疗或事后冲洗等)，因此，她们也极易成为疾病的传播者。发廊妹中存在着许多感染和传播性病艾滋病的高危行为：多个性伴、频繁更换性伴、经期性交以及群交都增加了自身感染和传播他人的危险性。
此外，由于吸毒现象在发廊小姐中呈上升趋势，且存在有共用注射器现象，更增加了经血传播艾滋病的危险性。尽管避孕套是目前公认的能预防性病艾滋病和意外妊娠的有效措施，但是使用率却很低，极少数人即使与嫖客能坚持每次使用避孕套，但却不愿或不能与男友和固定性伴使用，这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吸毒小姐不使用避孕套更为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埋下了隐患。她们将吸毒同卖淫连在一起，成为HIV从吸毒人群向嫖客和一般人群传播的纽带和传播链，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这种关系很容易在1～2年内快速建立起来。而这种传播链一旦建立起来，HIV就会从吸毒人群传到性服务人群，再从性服务人群传到嫖客，最后由嫖客传给其妻子或女友直至婴儿。一旦HIV从高危人群传到一般人群，干预的难度就会更大。我国临近的各个受HIV/AIDS严重影响的国家，如泰国、柬埔寨、缅甸和越南，无一例外地重复着这样的一个传播链。泰国是亚洲地区首先遭受HIV流行的国家，也是唯一目前HIV感染率出现下降的国家，其关键的干预措施就是在娱乐场所推行100%使用避孕套项目。
本研究发现，从事商业性性交易的发廊妹，发生商业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避孕套的比例干预前后分别为45.14%和48.30%；这一结果高于山东的报道(20.7%)。本研究还发现，在实际行为中，使用避孕套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商业性伴，商业性伴不使用避孕套的主要原因是“减少性乐趣”，而发廊妹不使用的避孕套的主要原因是“对方拒绝”。因此，开展高危人群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时，推广避孕套的重点要放在商业性伴上。国外也有在从事性服务的女性中教会她们如何说服商业性伴使用避孕套的报道。
如果不找到办法减少妇女对艾滋病的易感性，改善妇女地位就是不可能的，告诉妇女艾滋病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只是迈出的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帮助妇女获得能力，避免接触感染，并帮助她们学会和艾滋病打交道。要战胜艾滋病对妇女生殖健康以及人类发展的严重挑战，就不能孤立地把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而应把其作为对科学与社会挑战的复合体来对待，只有全球人们从不同的侧面交换彼此的想法和经验，唤起对这个疾病共同奋战的意志和决心，才有可能在这场较量中取胜。
(程锦泉 周华 洪福昌 曾序春 罗斌 蔡于茂 作者单位：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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