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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实施珠三角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就，广东正在将区域经济合作的蓝图扩大到南方各省区，规划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福建等9省区与港澳地区实行更密切经济协作的大战略。如果这一战略切实付诸实施，必将给南方各省区城市圈的纵深整合带来深刻的巨变。
这里，关键在于自觉地依照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情势，以新发展观统筹全局，首先实现处在外向型经济前沿位置的珠三角城市圈的扩充整合与连贯整合。
新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以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的的社会发展观。它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以新发展观反省起步于珠三角经济区规划的珠三角战略的成就和欠缺，就可以认清当前珠三角城市圈扩充整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0年前，中共广东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广东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层次推进、梯度发展，对珠三角与山区以及东西两翼应做出分类指导。珠三角经济区规划就是在此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全省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它在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肩负着对全省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山区进行带动、辐射和支援的使命。10年之后，珠三角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理应通过城市圈的扩充整合，对省内东西两翼以及山区作出更大的贡献。当初珠三角经济区只涵盖9个城市的既定区划，无论从珠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还是从全省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乃至从奠定促进粤港澳经济融合以及与南方其他省区协作的核心基础，以及从与长三角15个城市的范围比较上来说，都已经显出狭小与不足。何况，长三角还在进行跨省市的经济整合，通过吸纳邻近城区，进一步扩充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区划范围。因此，广东应该发挥本省行政辖区内便于直接统筹的行政优势，尽快扩大原有的珠三角经济区，将位于珠江流域中下游（含西江、北江、东江）的粤西、粤北及粤东的众多城市、乡镇，作为珠三角的新组合，加以统一规划与整合，拓展珠三角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同时适当扩大区内核心城市的地域范围，增强其对周边城乡的辐射力与整合力。这样，珠三角才在地理概念上名副其实地“大”起来，不至于在地域面积与人口数量上比长三角过小和过少，缺乏整合区域资源的宽阔空间，以便与长三角携手并进，继续成为带动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龙头。
以新发展观审视珠三角战略实施10年之后呈现的“哑铃阵”取代“雁行图”的城市圈整合新态势，就可以立足于珠江东岸城市领先发展于西岸的现实与历史，舍弃要求东、西两岸城市分头并进的旧有规划，采取依托东岸核心城市、整合西岸城乡的漫延扩张战略，实现珠三角城市圈的进一步整合与协调发展。长期以来，缺乏独立进出境的陆路交通干道，致使大部分物流取道东岸过境城市进出，一直构成西岸城市落后于东岸的主要客观原因。现在，由香港政、商两界推动的粤港澳跨海大桥工程，已经在中央支持和广东响应下，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大桥一旦开始兴建落成，无疑将彻底改变西岸物流不能直接贯通位于东岸的香港国际性运输枢纽城市的历史格局，实现西岸城乡生产要素与东岸最端国际资本市场的直接衔接。然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型交通设施造成的物流畅顺，固然是受益地区据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要素。在粤港澳跨海大桥落成并产生较大效益之前的若干年里，珠江东岸发展领先于西岸的比较优势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即便在此之后，西岸城市要赶超东岸，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何况，东岸城市不会止步不前，而且还可以通过增设贯通西岸的大型交通设施，增强对于西岸经济的牵引力。有鉴于此，预言西岸城市将因大桥而兴盛繁华、东岸城市将会衰落与边缘化，都不免流于轻率与片面。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托东岸核心城市以整合西岸的战略路向，仍然是珠三角城市圈发展的务实选择。
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中自发呈现的以广（州）佛（山）都市圈与珠江口特区群为双轴心的“哑铃阵”，正在呼唤相关城市的政府及时建立指导协调机制，运用政府运筹的“看得见的手”，配合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合力规划与建造新的更具区域经济内聚力与外向经济竞争力的珠三角城市经济联盟的战略布局。在未来的新布局中，加快建设广、佛都市圈，使之成为珠三角、广东乃至祖国南方的轴心城市，已经成为当地政府的共识；增进“一国两制”的珠江口特区群的城市经济融合，则还需要确立新的发展观，克服传统体制的障碍和惯性思维的定势。
就体制性障碍而言，虽然珠江口特区四城的民间贸易与分工协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自发展开，港澳回归后四地政府也都认识到通过政府协商以加强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政府各部门乃至高层领导人的商谈和互访，可是这类商谈和互访基本上还处于随机的不定期举行的范畴，尚未建立起四城政府定期协商与统筹指导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特区群的区域经济整合长期处于民间自发运营、学界时常呼吁、政府议而不决的胶着状态。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行行政管辖体制的制约。港澳回归后，两地特区政府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这对于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地区的实施，以及提高两地的政治社会地位，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讲求行政级别的实际运作容易将港澳两地比照省部级。按照内地行政级别划分，深圳属于副省级，珠海却只属于地市级。于是，珠江口特区群的合作便在行政级别中属于等级不对称，需要由同属省级的粤港澳高层来加以协调。这种行政观念导致现实操作偏重于就事论事，个案解决，缺乏宏观统筹的战略布局，延误珠江口特区群的区域经济合作乃至经济一体化进程，导致粤港澳的深入合作由于缺乏核心层内的切实整合而进展滞缓。解决之道，不外两种：一是遵循讲求级别对等的行政观念，提高深圳、珠海的等级，有关深圳升格为直辖市的传闻不绝于耳，大多源自与此思路。二是按照区域经济整合规律与“特区特办”的改革精神办事，由中央及广东省政府授权深圳、珠海两市政府，直接与港、澳特区政府协商经济合作事宜。
妨碍珠江口特区群经济整合的另一体制性障碍，是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对外开放、对内管制的规章制度，在港澳回归后的“一国”政制中继续维持港澳居民出入境易、深珠及内地居民出入境难的管理格局，形成港澳与内地的政府协商讲求行政对等，民间往来却不保障双向对等的自相矛盾，长期以来，港澳居民一直可以凭回乡证随时进出内地，深、珠特区与内地的居民却不能凭据个人有效证件随时进出港澳。虽然近年国家逐步开放广东等地居民以个人身份到港澳“自由行”，可是深、珠居民仍然不能像港、澳居民那样享有对等的自由出入境的权利。这种加大经济特区及内地居民到港澳的成本开支、限制在港澳短暂逗留的时间及次数的管制措施，造成珠江口特区群的人员流动及经贸关系长期偏重单向交流的弊端。城市圈区域经济的形成、发展与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与区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成正比。如果珠江口特区群乃至粤港澳地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都能够将跨越“两制”边境管理的各种成本降低到零，实现“一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必将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的融合与一体化进程，增强自身综合优势与向外辐射力。
妨碍珠江口特区群密切合作的思维定势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沿袭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以经济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前店后厂”式合作思路，只关注港深、澳珠两对不同社会性质的城市沿江垂直合作的模式，忽视深、珠两个新崛起的城市已经具备在更高层次与更广泛领域上与港、澳开展互补性平等合作的后发优势，也忽视四城间还形成港澳、深珠两对社会制度相同的城市隔岸平行合作，以及深澳、港珠两对社会制度不同的城市隔岸交叉合作的既成事实。这些成见源自港深、澳珠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存在巨大落差的思维定势，没有醒悟到深、珠两城已经以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逐年缩减与港、澳的经济落差，并且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对外开展平等互惠的经济合作。香港位居国际金融、信息、物流、营销中心之所长，正是深圳之所短；深圳因与内地密切联系而拥有大批的科技人才和厚实的研究、开发力量，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产业链条，这些优势正是香港之所短。珠海也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取得较好成效，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次于深圳而居于广东省第二位。这都为两城开展与港澳互补互利的平等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珠江口特区四城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东岸领先于西岸，港深强于澳珠，这种态势不仅继续强化港深、澳珠的沿岸衔接合作，而且促使有识之士从经济发展不平衡中捕捉商机，拓展与加强隔岸合作事务，从而建构与完善四城相互合作的经济网络，带动珠江三角洲乃至华南经济更上一层楼。
二是秉承“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传统策略以及“两制”竞争大于合作的成见，忽视香港回归后同属“一国”政制、其经济实力足以胜任珠江口特区群、珠江三角洲乃至华南地区经济发展龙头的事实。这种思维导致珠江三角洲地区各新兴城市群雄并立，自成一统，形成多中心、无盟主的“战国时代”，与长三角各城市自觉承认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下的城市分工合作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珠三角多中心的城市定位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人自为战”般地引进外资与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新兴城市经济；在此基础上，政绩导向的城市行政机构往往忽视与周边城市的协调、比较，就径自将发展目标定位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在珠江口内外相距不远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就曾先后以建设中心城市为目标。它反映出珠三角新兴城市敢为人先的竞争精神，但也造成大型交通设施与城市产业分工重合同构，导致资源浪费、成效不彰的常见弊端。在有限的地域里实施多中心的城市经济布局，势必导致无中心的自行其事，最终困扰与解构实际上跨越诸多中心城市规划的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珠三角里的多中心城市定位实际上涉及对于香港的评价，即香港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带动珠三角及华南经济更上一层楼的龙头作用？羽翼基本丰满的珠三角及广东是否还需要继续依靠香港来做龙头？诚然，香港回归后，由于持续受到国际经济不景气和本地经济结构调整不顺畅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方面一直面临严峻的困难。可是，香港迄今仍旧是全球重要的商贸、金融、航运和信息中心、亚太地区的国际化经济中心城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最大交通枢纽港。它拥有的自由港经济优势，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区位优势，以及与之相应而较为健全的法治优势、与经济全球化相贯通的贸易、金融、旅游、信息等服务业优势等，并未因为不断遭遇各种经济困难而丧失。2001年的资料显示，香港是全球第9大贸易体系、第9大服务出口地、第7大外汇市场、第11大银行中心、第4大黄金市场和第13大全球竞争力的经济体系。香港雄风犹存的各种优势，奠定了它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无与伦比的龙头地位，凝聚着可以继续带动珠三角乃至华南经济发展的雄厚实力。香港致力发展的已具国际竞争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也拓展了香港龙头作用的辐射力与牵引力。2002年，香港GDP达到12
711亿港元，人均GDP达到24 000美元，总体经济实力依然成倍数地遥遥领先于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2003年初香港遭受SARS袭击，社会经济再度受挫之后，中央政府及时采取帮助香港振兴经济的多项重大举措，其中包括签订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协定（CEPA）、启动港珠澳跨海大桥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逐步开放广东、北京、上海等内地居民到香港“个人游”等。这些措施清晰地反映出中央政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保障其继续发挥带领珠三角及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的战略意愿。在中央积极扶持下，2003年的香港经济从第三季度起呈现复苏的良好势头，全年GDP预计增长3%。同年8月5日，由广东省长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共同主持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6次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确定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用10-20年时间把珠三角建成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还确定两地实现双赢的功能性分工：广东将致力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香港则发展成为国际物流业、金融业与服务业中心。贯彻落实中央部署以及粤港合作的新规划，将从根本上化解阻碍两地经济整合的各种障碍与成见，加快珠三角“一国两制”城市圈的连贯整合。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的时代潮流已经将单元城市的竞争与合作，转化为城市圈的竞争与合作。城市圈的整合成功与否，关键要看有没有足以问鼎世界市场的国际化城市作为带动崛起与发展的龙头，同时也要看有没有自强不息的伙伴城市奋发向上，如此方能携手并进，竞相前行。从城市定位的意义上说，香港无疑是珠三角乃至广东和华南各城市的龙头，珠三角核心与内层各城市都属于龙身，珠三角外围各城市则属于龙尾。龙身、龙尾需要龙头来引领，龙头也需要龙身、龙尾来推动，彼此相互协作，才能相互呼应，共创繁荣。外向型经济早已构成当今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主干，珠三角经济宛如出海的蛟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下，未来的华南珠江口入海处将会耸立起由港、深、澳、珠四子城组合的国际大都市，向全世界昭示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成就和中华经济圈的璀璨辉煌，珠三角乃至广东与祖国南方城市圈的发展远景也将因此展现雄伟灿烂的新篇章。
莫世祥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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