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下跨国公司何以置身于外

　　本刊记者 袁卫东

　　这到底是谁的事情？

　　“这是经济学家的事情”，面对中国宏观调控对跨国公司有什么影响的问题，一些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不愿公开评论，但口吻或轻松，或带些俏皮，似乎表明，在国内引 发震荡如铁本事件，甚至银行停贷风波，这样面目“严厉”的宏观调控，对于在华的跨国公司，并不足以改变什么。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葛顺奇，更是坚持这样的判断，认为这一波宏观调控，对于入华的跨国公司影响不大。作为一直关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学者，葛刚刚受邀请在浙江走了一圈。当地政府官员与之深入交谈，主要话题都是怎么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完成当地的产业规划。宾主相谈甚欢，当前力求“降温”的宏观调控，并没有惊扰这样的兴致，似乎地方政府与跨国公司携手共进的“经济同盟”，这一条路线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葛的看法是，尽管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其置身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之外，并不在中国习惯的管理序列之中，更为关键的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是战略行为，不会因为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冷热，而剧烈改变。当前，宏观调节无非是控制银行资金，但跨国公司入华本来就不缺资本，当地化融资比较低，不会受到实质影响。本来中国经济增长6%就对跨国公司保持着足够的吸引，即使“降温”，中国经济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长率，那么，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在华的行动呢？葛的看法并不孤立。实际上，如果看看跨国公司在华最近的动向，结果就更为了然。

　　西门子全球总裁冯必乐，第一个公开回应4月以来大动作不断的宏观调控，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降温”，对西门子在华投资影响不大，而电力，城市交通，电信这些行业强劲的增长，让专长于此的西门子对未来充满信心。冯是在5月下旬的上海，西门子首家在华办事处100周年庆典上，做出上述表示，随后就宣布了西门子未来几年对中国将增加10亿欧元的投资，希望近期上海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产能由1400万部提高到2000万部……这无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计划。不要认为，冯让西门子如何独树一帜。他只是加入了一场早已奏鸣已久的合奏曲。与冯必乐同时抵达的一些重要人物，诺基亚全球CEO奥利拉，摩托罗拉新总裁詹德，随即也加入这样的奏鸣曲中。这些赶来参加“北京市长顾问会议”的人物，在与北京政府的领导人一起，畅想2008年奥运的巨大商机时，也毫不迟疑地公布各自新的中国计划。

　　即使在被认为过热，而需要严加控制的钢铁和汽车业，情形依然如此。5月18日，日本日产汽车在华新合资企业的一家工厂，在广州花都建成投产。这家花费18亿人民币的工厂，是日产与东风20亿美元合资企业的重要部分，而这个新合资企业的目标是在3年内使小汽车的销售量提高至原来的4倍，达到30万辆。这样大的投资举动，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对中国汽车市场已经产能过剩的争论，根本置之不理。此举无疑赢得了广州的欢心，市长张广宁出现在隆重的投产仪式上，满意地看到，广州已经成为日系汽车商的中国基地，本田、丰田、日产都一网打尽。这应该说是一个连锁式的反应，在此之前，日本JFE钢铁株式会社与广州钢铁集团公司合资首期投资达2亿美元，建设年产40万吨汽车薄板的生产线……广州正在发生的事情，浓缩了中国其他大都市正在发生的事情。通过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合资方式，全球汽车业巨头以大手笔的在华投入主导了格局，而地方政府则满足于自己成为跨国公司强势的制造基地。英国《金融时报》透露，在2002到2003年，外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在中国投入63亿美元。而外国汽车厂商还承诺再投入100亿美元。

　　这些热气腾腾的气象，不免让人疑惑，在当下最炙手可热的“降温”话题中，跨国公司何以自处？

　　或许，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本次宏观调控，意在击退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增长的过分热情。而跨国公司并不在这样的行列里。

　　轮回之间

　　但世界范围的争论还在继续，正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从生机勃勃的崛起，到又一个泡沫，经历几个轮回。

　　在过去的20年中，对于跨国公司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利害关系，有一种描述，中国将是全球增长的广阔新边疆，企业家将在那里建立新的帝国，大批公司必须进入中国，以保持在全球的竞争力，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竞争的平衡支点……如果再诗意一点说，对于渴望增长的工业世界来说，中国市场是一块广袤的、崭新的、生机勃勃的、充满机遇与利润的大陆。

　　这些当年最为震撼人心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陈词滥调，因为这似乎已是众所周知的东西。

　　但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正如美国《财富》载文所言，“现在对中国新的看法是，管理不善的国有银行发放的贷款加大了经济所面临的压力，资金被过多地投入到赔钱的工厂和卖不出去的楼盘上，致使全球各类商品，从钢材到泡沫塑料等等的价格都出现了上涨。听听华尔街的议论，你会认为中国不过又是一个市场神话……”

　　关于中国经济“过热”或“泡沫”的判断，对于跨国公司并非无所谓。因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大的降幅，对于那些近年来大手笔在华投入美元的跨国公司来说，同样也是重大新闻。如果说，跨国公司的高层没有在目前的争论中改变其策略，只能说，他们对于中国有更长期的预期，或者他们对于中国市场趋势比国内甚嚣尘上的批评，有更乐观的把握。

　　在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关系，不能说能够完全超脱于宏观形势，而独自跳舞。但不同的选择，究竟带来了什么？这让我们可以回到历史上最为危机的时刻，或者所谓的拐点，观察长期选择带来的结果。

　　7年之前，拐点是最为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10月的最后一周，香港证券市场崩溃，引起危机将蔓延进入中国大陆的恐慌。清醒的观察家曾记录：“整个1998年的其余时间，或许在其后时期的美国企业，和财政界的许多战略家，很可能更多考虑如何保护他们自己免遭工商业衰退，银行业危机四伏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利润和证券价值所受的影响，而不是探求这一地区新的投资与机会。”

　　在这方面一些公司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有为数不少的公司判断是错误的，7年之后，这些都足以判断。但无论是在中国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提供参照。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柯达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柯达刚刚经过与中国政府漫长的4年谈判，要以“全行业合资”计划的面目，建立自己在东方的基地。但这项涉及收购中国企业和重建工厂的计划，至少要有10亿美元级的投入，是这家百年历史公司的最大一笔海外投资，而当时的柯达也陷入90年代的企业危机之中—富士咄咄逼人的全球竞争，数码革命对胶卷工业颠覆日甚，任何失误，可能都是致命的一击。柯达最终没有却步。这样的战略选择，在5年之后凸现了其价值。2003年，当CEO邓凯达迫于数码革命的威力，最终将柯达的未来完全置于数码影像的战车时，中国成为其战略平衡支点，柯达传统胶卷工业已经转移到中国。没有当年的决定，这样的战略转折不可想象。跨国公司与中国关系中最为诗意，或最为老谋深算的事实，的确都发生了。

　　即使在似乎要打断繁荣趋势的2003年非典时期，情况也不例外。全球蔓延的恐慌，加重了人们对于跨国公司是否撤出中国的担心。官员们都在大声呼喊：这里是安全的，回来投资吧。跨国公司的全球CEO们，以异常活跃的超级政治秀回应了这样的声音。他们在非典没有停止的时候，就赶赴中国，会见官员，搅动市场，发布增加新的投资。是的，他们在这里已经具有战略利益，他们已经分享到果实。他们没有必要为一场不透明的疾病，放弃这一切。这无疑增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果然，在2003年底，是一片没有想到中国GDP还能高速增长的欢呼。

　　现在，风向突然变了，突然变得过热了，要调控了。但信心没有出现问题，就不足以改变战略。如果说，在早期阶段，因为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不明确，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策略会有波动。但在今天，跨国公司已经通过国际谈判框架，获得前所未有的战略深入机会，WTO的时间表已经定下，地方政府与其携手共进的路线也没有改变，而这一次宏观调控中千夫所指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个从上一届中央政府就一直批判的东西，跨国公司都不在批评圈内。在中国能够拥有“高水平重复建设”实力的力量是什么呢？大凡会是跨国公司。所以，这依旧不是对它们的战略阻击。

　　情况可能反倒是这样。如果说，“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样的旗号，在上一届中央政府眼中是针对大量凭借银行贷款进行的国企扩张。而现在实际迎头痛击的反倒是民企的战略。那些从轻工业积累完资本，进入电解铝、汽车、钢铁等等重化工领域，试图通过所谓二次工业化做大的企业，遇到了问题。只是这一次出现了地方政府与之联手的新现象。所有这一切，对于跨国公司可能都关系不大。

　　还记得大家认为中国将会成为下一个经济强国吗？

　　所以，跨国公司这股巨大的力量还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发展步伐径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