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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刘 阳 发自北京
日前，记者在北京就一系列有关宏观调控的问题，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博士。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作为国内较早呼吁树立央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
位的学者，近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调控进程是否使您觉得有必要修正自己的观点？
魏加宁(以下简魏)：我一直坚持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角是国家计委；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央行应当在宏观调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去年以来，央行发出的信号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和压力，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的声音很大，严重干扰了央行对市场发出的货币政策信号。
我们必须反思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究竟谁在主导调控？本来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应该是计委权力越来越小，但现实是经济冷了要加强项目审批，经济热了也要加强项目审批，等到经济过热了还是要加强审批。是不是没有批的就都没有市场，批准了的就都有市场？值得反思。经过几轮宏观调控之后，行政审批的色彩反而越来越浓，这与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矛盾。
《南》：我注意到，前一段时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调控措施无法见效，所以必须使用行政手段。
魏：我们必须反思的是为什么市场措施无法见效。我认为，原因之一是央行货币政策的信号作用被削弱，权威性和可信度受到了空前挑战。
从去年夏季，央行就提出并采取措施预防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业过热，但是央行的声音被来自各个方面的噪音淹没了。例如，去年央行就出台了控制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但是随后就被来自各方的阻力所阻挠，最终无疾而终。
很多人都知道“诸侯经济”的概念，是指相对于中央的各地方经济力量。其实中国还存在着“大臣经济”，中央的各部委也有各自的部门利益。一些部门起初不愿意承认经济过热，后来不得不承认时又大力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甚至不惜动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手段进行调控，比如价格控制。价格是最典型的市场领域的分内之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非出手不可的时候，首先要管好自己看得见的手。
《南》：您对目前的宏观调控措施如何看待？
魏：本次宏观调控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宏观调控相比，相同的地方是经济的过热属于政府投资过热。不同的是，此次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干预是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或通过支持民营企业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例如政府给民营企业优惠的土地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即使是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很大程度也是由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促成的。这些令企业低估了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不得不采取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调控办法。
另一方面，此次调控力求避免一刀切。说不一刀切，所以各地都觉得刀切不到自己头上，西部认为自己刚开始升温，沿海说自己是民间投资，北京认为自己有奥运，上海说自己有世博。但是动用行政手段所不可避免的难题是，第一，切谁不切谁，如何判断？第二，即使判断正确，刀是否切得下去？所以越不想一刀切可能最后就是一刀切，就像开车，越不愿意早踩刹车，最后越要急刹车，这就最容易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
市场手段就是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目前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主要由官员组成，缺少产业界实体经济的代表，而且仅仅是咨询机构，没有规范的表决机制。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该委员会代表的发言经过一段时间后要对公众公布，对其决策要有问责机制，保证其制定的政策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南》:您认为如何在体制和机构设置上总结本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理顺调控机制？
魏：以前直属国务院的国家体改委曾经发挥过的带有中立色彩的作用，使中央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可以获得比较中立的观点作为参考。很遗憾，这个部门后来被撤消了。
我认为，今后应该加强统计局的独立性，并取消统计局的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的职能，以便统计数字更加真实、中立、客观。现在往往是其他部门和专家还没有得到基本数据，统计局的分析报告已经出来了。因此其发表的数字与报告观点肯定是一致的。
近年来，统计局的领导大多由发改委派出，这就很难避免一些“关联情节”的发生。比如，当经济形式不符合统计局的预测时，发改委可以采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当调控不尽如人意时，统计局又可能反过头来解释、修正有关数据。这样对经济形式的判断就容易出现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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