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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赵 义
就这一轮宏观调控，观察家曾有一连串的疑问：中国200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9.7%，在有的人眼里，是过热的一个证据(《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7%左右，被某些专家解读为意在淡化经济增长指标)，但历史上日本1955年到1973年18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也是9.7%；如果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3%为经济过热的有力证据，但日本曾经有20年的时间民间投资连续
增速高达100%；如果说2003年是近年圈地运动最为激烈的一年(耕地面积减少了3000多万亩)，直接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需要清理整顿各类园区，但根据国土资源部不久前公布的数据，非农建设用地占用减少的耕地比例只在20%左右(退耕还林等生态减耕是去年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那么，在铁本事件后，有的省份何以出台暂停建设用地审批这样激烈的措施？
关键词是科学发展观。海外舆论普遍认为，科学发展观(经典表述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的集中概括。用北京大学一位专家的话说，一旦上升到贯彻不贯彻中央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高度，那么，经济数据就不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对形势的另一个重大判断直接关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最近提出，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很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权威解读文章，这些“回避不了的问题”和“不能拖延的任务”包括：
解决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怎样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加强调控，努力缩小这三种差距，扫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障碍，是目前政府和社会需要着力解决好的最主要问题；
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的问题，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而扩大就业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任务；
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与实现工业化的矛盾，我国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过去我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治理环境；
解决改革进程中的不平衡问题，突破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初期各方面普遍受益的局面转变为部分收益、部分受损的复杂格局，改革已经不能普遍增加各群体的利益，有些既得利益群体甚至要丧失已得到的部分利益，同时，非经济因素比如政治、司法等对改革的制约越来越明显；
最后一个，就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问题。
最后一个任务，其实可以看作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金石。去年一整年的社会体制转型(见本刊2月上《独家策划》)，实际上是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作了铺垫。但今年才是见真章的开始。第一，这当然是说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方式和风格进一步明晰地呈现在世界和国人面前，第二，更重要的是，这一轮经济领域里的风暴，将新一届领导集体眼中落实科学观的最大敌人(或者说之一)告诉了人们。用高先生的话说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各级地方政府还在大量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发展的思路还没有真正转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上，没有完全摆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仍然把增加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改变片面用GDP指标考核干部的办法。显然，这一点被当作是解决“回避不了的问题”的牛鼻子。一位学者说，此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年分税制改革可堪相比。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调控中，中央政府是冒着经济受挫的可能性来推行科学发展观。一位智囊型学者甚至曾经如此直率地表示，中央调控的决心能否战胜地方诸侯的“贪大求快，我们拭目以待”。他强烈主张中央政府削减地方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力。铁本事件后，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一些甚至比上级政府更激烈的措施，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反弹也是可以想见的。面对中央督察组和银监组，许多省份表示：我们管的国有企业，何时可以像中央管的企业那样“滚烫”？就拿这次重点整顿的钢铁行业来说，2004年一季度钢铁新增生产能力1603万吨，66户“重点”企业实现利润近200亿元，增长126%。有媒体发表文章公开质疑说：在投资与产出过热的前提下，所谓圈内企业获得垄断利润的法理基础何在？也就是说，在“回避不了的问题”中，本身就是互相干扰的。
在此情况下，这个牛鼻子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就有其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田应奎公开撰文指出，当前暴露出来的问题，根本不是速度快与慢的问题，一是质量、结构和效益的问题，二是风险责任不对称的问题，违法行政、盲目决策，往往得不到追究。他认为，是整个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体制出了问题，从中央政府的管理部门，到地方政府，都是如此，不是哪一个层级的问题。
在《协调发展不等于平均发展》一文，田强调说，“绝不能因为强调协调发展，就一味主张通过加大政府干预、国家补贴或者转移支付的办法，来人为地、暂时地消除发展的差别和事实上的不均衡问题”，“如果在缺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经济自由的环境中，试图通过新的集中、新的集权来‘协调’发展的认识与主张；在缺乏权力与责任、收益与风险对称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强调‘第一责任人’的办法来增加协调发展的动力与自觉性，那么，这些做法本身就没有多少协调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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