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走过拐点的中国经济如何调控

　　本刊记者 刘 阳 发自北京

　　2004年5月18日，记者正在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路上，准备按照事先的约定，与财科所所长贾康教授进行一次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对话。

　　这时，贾康教授的学生打来电话，对贾老师不得不取消约会表示歉意。原来，贾老 师应邀赴中南海，与其他7位学者一起，同温家宝总理进行座谈，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发表意见。

　　两天后，贾康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一些热点问题的看法。

　　拐点是否来到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近来编辑部接到很多读者的电话或邮件，询问前不久媒体大多还在谈论通货紧缩、物价低迷，怎么转眼间中国经济就过热和通胀了呢？

　　贾康(以下简称贾)：这种变化其实有一个过程。在1998年～2001年经济较为低迷的时期里，经过调控努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率维持在“七上八下”的水平(GDP增长率在7%～8%之间)，而2002年增长率已高于8%。2003年全年GDP增长率达到9.1%，2004年一季度增长率为9.7%。这些情况表明，在2002年之后，我国GDP增长率已稳定在8%以上，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的上升期。媒体的话题也由谈论通缩转为谈论通胀。

　　《南》：有一种声音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热”在投资，消费“冷”的局面依旧严峻。

　　贾：新一轮消费结构的升级已经开始显露端倪，汽车、房地产、旅游、通讯等都是新消费的热点。这些相信大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会。但消费总体上确实仍不够活跃，消费率在走低。

　　与此同时，投资明显活跃，物价开始上扬，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一路上升。特别意义深长的是，2003年以来，投资对于国家财政资金的依赖明显减弱，自主增长的活力明显加强,从资金来源看，企业自筹、外资、国内贷款支持的投资增长快于预算内资金。这种内生性增长因素的发力，意味着政府坚持了6个年头、针对通货紧缩压力的反周期操作已见明显成效，政府投资终于带来了民间投资较普遍的跟进，使整个经济大势进入了自主性上升的通道。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已经走过了由低谷区向高峰区转换的拐点。不仅如此，一路上升的国内经济还得到了世界经济温和复苏的呼应和支撑。

　　这种强劲发展的局面来之不易，是我们在经历了数年经济相对低迷、承受较大的通货紧缩压力时所一再企盼、并为之作出一系列调控努力的结果。

　　拉长从拐点到顶峰的时间

　　《南》：既然是我们一直期望并努力争取的局面，为什么当它来到时，却有一种“狼来了”的气氛，好像有洪水猛兽跟在热起来的中国经济背后？您的观点似乎比较乐观，您不认为现在需要严格调控，防止过热背后的通货膨胀吗？

　　贾：出现认识上的一些差别是很正常的。从逻辑上说，当经济周期曲线已度过拐点而走向峰顶区时，值得警惕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和抑止经济过热，然而从不同角度的具体判断会有差异。我国近期和当前，的确有部分领域如钢材、房地产等方面，投资(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过快。

　　但是，尚不能据此得出国民经济已经全面过热，马上应采取全面紧缩措施对付通胀的结论。这是因为：对我国国民经济“冷”“热”程度的判断不能简单看数字，或与其他国家进行简单的比较。必须结合我国经济的特点和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来谋划和审慎地决定宏观政策。

　　随着“短缺时代”渐行渐远，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改革一步步逼近核心，各种问题、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三农”、下岗失业、消费不振、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谋求解决，中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只有在逐步消除“二元结构”的超常规“赶超”中才能实现。

　　近来带有局部性特征的投资过旺确实值得我们警惕和防止其向全局扩展，并促使我国将“反周期操作”的方向改变为“防止过热”，而且要打好政策调节的“提前量”。但毕竟9%或再高一点的速度仍应认为是在我国潜在增长率的区间之内，调控的重点应是化解结构上的瓶颈制约。现时完全依靠市场来优化结构还不可能，所以需要有政府“区别对待”的调控。

　　《南》：一些读者对“拐点”的提法感到模糊，拐点出现了是否表示经济增长马上就应放慢？

　　贾：这里有一定的误解。经济运行是具有周期的，有来潮退潮，不可能拉成一条平线。我国的反周期调控，其根本出发点应在于尽量缩短经济低迷期、延长经济增长期，属于一种现代化“赶超战略”中的反周期操作。任何国家的宏观调控也不可能完全“熨平”周期波动，只是减少其振幅，抑制其负面作用，我国更应争取在较高增速的区间多运行一段时间，即尽量平稳拉长高位增长期。

　　国民经济运行在走过拐点以后，与其峰顶还有一段时间的距离(一般可能以若干年计)，这一期间我们客观上还具有乘势而上的潜力。

　　《南》：在判断研读中国经济现象的过程中，似乎很多理论都面临失灵的窘境。

　　贾：我国经济转轨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中，明显具有与其他国家不能简单类比之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二元经济体，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别国无法比拟的巨大增长空间。

　　前面数年在宏观经济低谷区，我国的经济增长幅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就是由我们的特定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背景因素支撑的，这一点是别国经验难以说明的。所以前几年有独特的“缩长(通货紧缩中的高增长)”之说。

　　而一旦走出低谷，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再上一个台阶仍然是正常的，并且有现实与潜在的力量支撑。因此，现在不应该简单援引他国经验，在宏观政策上不应作简单的全面紧缩安排。

　　走过拐点后的约束与政策定位

　　《南》：此前政府对就业关注比较多，近来主要精力似乎集中在宏观调控上了。

　　贾：即使在宏观经济已明显转暖的情况下，我国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表现出经济转轨、改革深化过程中复杂矛盾的交织。

　　特别是“增加就业-社会安定”方面的硬约束，实际上在“三农”问题的背景下往往比经济“冷与热”问题更尖锐、更突出。所以在政策把握上，也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增加就业机会这一目标的特殊分量，尽可能把增加就业机会的文章做足，因而不宜轻易改行不利于增加就业机会的全面收缩措施。

　　从长期看，当然要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可持续地在全面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但增长方式转变是“慢变量”，而通胀与通缩转换时产生的就业的变化是“快变量”，所以从各个当期的角度看，通胀压力和失业压力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如果从主观选择来说(宏观调控就是这种主观选择)，我们宁可选择通胀压力稍大一点而失业压力稍小一点的组合，或者说，化解就业压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适当优先于化解通胀压力问题。

　　《南》：一些原本起点比较低的西部地区刚启动新一轮的发展，“一刀切”地“调控”，是否不太合适？

　　贾：我国地区差异非常大，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从大背景上说，就业压力长期存在，消费在短期内不会大增，外贸出口目前虽好，但今后可能的波动较大，主导因素常不在我们自己手中；所以内需仍要倚重投资，对投资不宜一刀切地控制。

　　从区别对待上说，第一应看到，一些投资过旺的现象背后，有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支持和驱动。对这类的“重复建设”和不当建设是最有必要控制的，但不宜与民间投资行为合在一起不加区分地控制。第二还应看到，国家对不同区域还有不同的投资方针，如西部大开发和振兴老工业基地，都需要在投资方面多摆一些重点项目。

　　《南》：但是，复杂的是，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利益常常纠合在一起，究竟怎样区分？是否区分识别的成本过高？

　　贾：这个是政府必须要做的工作，主要的、有影响力的大项目都需要有这种判别，以作为调控的依据。对于民营企业，我一向认为，符合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民间投资行为政府应鼓励；符合竞争规律的民间投资行为(哪怕形似“重复建设”)政府应宽容；有可能“误入歧途”的民间投资行为政府应尽责地引导和规制。其实有些行业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投资，正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必需的作用过程。

　　另一方面，近年的实践证明，政府决策并不一定很高明，政府、部门认可的投资项目和“适度产能界限”，有可能出现失误甚至严重失误，前几年“一刀切”严控发电能力，导致全国电荒就是明显失误的例子。政府“认准的事”到底准不准？我觉得还是更谨慎一些为好。

　　此次“煤、电、运”的紧张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我国亟需政府各综合部门大力协同作好资源战略和基本产业政策的通盘规划。比如能源中的电：我国的核电、火电、水电应怎么协调？与之相关的煤的运输和电的输送应怎样协调其规划、投资及政策？我国现有1/3的铁路运力在运煤，“铁路基金”的收取又对西部煤的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相关规划与政策、投资事项涉及多个部门。诸如此类的“顶层筹划与设计”，是政府必须做的事和应力争做好的事，也是宏观调控中发改委能批好项目、商务部能协调好统一市场事务和把握好国际竞争方略、财政部能提高政府资金使用绩效的大前提。

　　宏观政策的调整需要和深化改革、改进管理紧密结合，调节运行状态的同时，要追求对深层矛盾制约的化解。另外现今具体管理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很容易放大矛盾。对垄断行业尤需注重机制改造和实行问责制，否则往往不起稳定作用反而生出不稳定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