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中国经济走势 调控不能松信心不必减

　　鲁宁

　　近期，正处于宏观调控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走势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议论和多种预测。除了产经、财经等各界人士，宏观经济掌控部门的重量级人物也一改往日的谨慎，毫不掩饰地对中国经济“评头论足”。5月21日，这样的“评头论足”形成一个“小高潮”。

　　这一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经济高峰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以“不得了”来形容投资过热；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则强调“防热也要治冷”；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坚信“不会导致全面过热”。他坦陈“财政增长过快，面对投资过热，钱却很难花”；欧元之父蒙代尔继续否定过热的论断，他提醒人们，“我们读的是西方经济学，但中国不一样。”言外之意，西方的经济学无从准确评判处于社会急剧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

　　事实上，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关切是世界性的。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担心“中国经济减速，造成的冲击将远远超出亚洲”。世行最新评估报告则称，“中国一调控、全球都降温。4月份，国际镍、铜、铅、铝、钢材价格高位下泻就是证明。”世行还担心，中国经济减速将给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特别是亚太周边国家带来负面影响，日本韩国首当其冲(两国对华出口分别占其全部出口的32%和25%)。

　　然而，争议归争议，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正逐步推开，为打消国内外对经济大起大落的担心，5月21日，专题研究下一步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只要全面落实好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就定能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事隔两天，新华社发表《宏观调控驾驭经济航船平稳前行》的长文，对前阶段业已初现的调控成效作出述评。据我观察，前一段的调控措施，总体坚持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适时适度、果断有力和注重实效的原则，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急刹车”和“一刀切”。

　　调控不能松，信心不必减——我以为，本次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是“降温”而非“熄火”，是“顿号”而非“句号”。

　　第一，本轮逐步过热主要表现为投资扩张型而非消费拉动型。房地产、轿车等消费需求过旺直接和间接拉动钢材、水泥等基础性生产资料需求过旺，继而又波及能源紧缺。但就总体而言，远未波及到大多数生产、生活资料供给全面紧缺。截止到4月末，受国家监控的685种主要产商品，产能过剩的仍占640余种。

　　第二，少数商品需求过旺，与消费信贷政策放宽有关。经多年增长，国内已积累起早该进入商品房和轿车消费的人群，这些存量需求如同水库内的洪水，一经开闸必大流量宣泄。

　　第三，决不能忽略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强刺激。十六大以来，体改加速、政府转型提速、审批减少、市场开放加快。所有这些都为民资外资的“井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第四，银行从1998年起连续5年的惜贷在去年突然转为“热贷”。由于四大银行欲上市，按巴塞尔协定，除资本金须充实至8%，还须把坏账比例降至15%。“投机取巧”的结果是增加贷款、扩大分母。于是，四大银行去年一下子新增贷款3.8万亿。

　　第五，城市化提速。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也得几十年，它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必强力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以上各条，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影响，正面多于负面。尤以城市化和体制改革加速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刺激还会持续几十年。至于已经逐步显现的“资源瓶颈”所生成的负面影响，真要发展到“岌岌可危”的阶段也需几十年。由此，未来的中国经济当仍有可观的增长空间。

　　本次宏观调控主要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体制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为解决后两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当下尤需先着力解决前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强调“调控不能松”的另一个逻辑前提。

　　假如通过本次宏观调控确能再次实现中国经济“软着落”，那么，为保持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继续平稳增长，中国更当下狠心化解后两个难题。在我看来，由于后两个问题长期存在并积累，中国经济的确又面临着增长的“两难困境”——在现有收入分配机制下，若增长慢，则低收入阶层现有收入都难保；若增长快，增长的大部分“好处”又都落到富裕阶层手里。“两难困境”一日不破，无论增长还是不增长，贫富悬殊还要不断拉大。早几年“蛋糕理论”广受追捧，主张先做大中国经济之“蛋糕”以确保贫困阶层也能分食。殊不知，若分配机制有问题，“蛋糕”越做越大，贫富差距随之成几何级数扩大。

　　还有就是增长方式，发达国家投入产出比为1∶1，世界平均水平为2.9∶1，中国去年是5∶1，局部行业甚至是7∶1，倘若再不下决心改变如此吓人的高投入低产出，长此以往，它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灾害性后果肯定十倍百倍于今日的“逐步过热”。

　　尽管“问题成堆”，但我们仍须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前途抱有信心。因为“市场化”是条“不归路”，经改尤其是政改正由点到面提速；因为科学的发展观已经“登陆”中国……

　　改革的不断深化是发展中国经济的最大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