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通化市3位副市长舍弃官袍下海创业变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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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至今，全市141名官员辞职经商，县以上干部47人，其中包括3位副市长

　　一家民企即吸纳16位原县处级干部任职，这在整个东北都十分罕见

　　吉林通化，一度因钢铁而闻名，由于地处军事重地，因军需战备等原因，通化市钢铁厂曾经显赫一时，直到市场经济的今天，通钢仍然是当地的创利大户。

　　之后，通化萄葡酒让这个盛产葡萄的长白山坡上的城市再度扬名。

　　如今，一股政府官员纷纷下海的创业热潮，正在通化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城喷薄而出——万通药业、天露饮品、振国药业、金马集团……这些在全国越来越知名的企业，正在将这些曾经在政治级别上微不足道或者显赫一时，但同样在商海中拼搏于浪头的原政府官员们，推向了中国企业家的前列。

　　记者来到通化时，深深体验到一种不同寻常的“通化现象”：干部辞官下海创业，在这里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政府官员纷纷投身商海

　　“在通化的各级政府中，从1995年到现在的几年间，陆续有44位县级干部辞职下海，出任民企高管，部分成为了拥有自己独立企业的企业家。”5月17日，在通化市委组织部办公室，组织部副部长车玉方向道明来意的记者如是说。在谈到这些时，他的表情丝毫没有不自然和有意规避什么的顾忌。

　　他告诉记者，位于通化市新华大街499号的通化市政府，几年之中成为了通化企业家的一个摇篮：

　　通化天马药业集团董事长杜纬经，原任通化市政府副市长，1996年5月下海；

　　吉林天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家明，原任通化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2年9月下海；

　　通化天马药业集团副总经理潘富，原任通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2001年7月下海；

　　华夏药业集团董事长李福成，原任通化市食品办主任，2002年11月下海；

　　万通药业副总经理张秀玉，原任通化市委副秘书长，2001年12月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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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通化市人民政府的统计报表，在2003年7月15日之前，共有16位政府高官下海。

　　原副市长舍弃官袍办公司

　　在通化提起天马集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它的出名不是因为企业像修正和东宝那样实力强大，而是因为他的董事长——杜纬经。通化人在提起他大多都要先说一句，“他是我们原来的市长”。而在政府部门提供的官员下海材料中，他的身份是地厅级干部，曾担任通化县县长，梅河口市市长，通化市副市长。在他的企业履历中是通化东宝集团副总经理，美国京晟公司总经理，金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显赫的仕途和商场经历让他的企业承载了太多的希望。

　　记者来到天马集团的厂区，看到的厂区可以说是恢弘、气派。厂区门前绿水环绕，仿金水桥的桥梁建筑横跨于水上，漫步过桥，白宫一样的建筑耸立其中，后面是规整的厂区。记者几次拨打杜纬经的电话，但杜因在北京出差所以委婉地谢绝了记者的采访。天马集团的行政部部长张兴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张说“杜董比较务实，不喜欢张扬，现在企业处于发展期，天马的摊子大，资金缺口也比较大，我们的企业正在等待认证，不愿意接受你们记者的采访。”由于张部长不愿意和记者继续多说什么，我们只能从侧面了解到天马集团的一些基本情况。

　　记者从侧面了解到天马集团的管理层被称为“一三七”部队就是指管理者从高层到中层为地厅级一名、县级三名、七名原通化市知名国有企业厂长和经理，可见下海官员在天马的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投身国企改制官员变老板

　　与药业积累财富的速度和在通化的知名度相比，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韩一泉却在低调中实现了国有濒临破产企业的成功转制，实现了自己由官员到企业家的转型。

　　韩一泉，现年45岁，中共党员，1996年前任通化市机械冶金局副局长，现任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记者到企业采访时，韩在胜利油田谈项目，公司前工会主席姜女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姜不善言谈但在言语中流露出对韩的敬重，姜说“我们韩董很仁义，企业1996年破产的时候还欠着大庆的一台设备，韩董事长在资金紧张到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情况下带领工人无偿做了一套设备，并亲自给大庆油田送去。

　　韩董说，‘咱们不能在破产前还欠人家的东西’。”也就是这件事情让整个企业有了转机，大庆油田为了表达对韩董的信任，接下来的许多油田方面的设备采购都和这个在同行业不大的企业签订了合同。

　　韩一泉救活了这个企业，并且最后在转制过程中拥有了60%的股权。然而在这个企业里却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的传统，如职工的节假日的福利待遇，甚至企业职工的子女考上了大学，韩都要拿出几百元钱来奖励，当姜被记者问及韩算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家的时候，姜沉默了一会儿，说了这句话“吸收了国有企业好的做法的民营企业家”。

　　万通药业吸纳16位官员

　　万通药业的2位副总均曾在通化市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目前8位下海官员任职公司中层以上高管，最多时曾有16位下海的原县处级干部任公司重要部门管理人员……吉林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无疑是吸纳下海官员的一个典型。

　　通化万通药业的前身是通化第二制药厂，成立于1988年，当时是国有独资企业，在厂房、设备、品种、技术等各方面在通化市均堪称一流，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建厂10年，不但没有收回投资，反而欠下7000万元的债务，到1997年企业已处于停产状态。当年潘首德(万通药业董事长)自筹资金200万，接手了当时的通化第二制药厂，拿出其中30万元给全厂160多人发放了工资。

　　从此，万通药业一步一步从启动生产、发展规模，到2003年万通实现工业产值3.6亿元，同比增长63%，销售收入达3.2亿元，实现利润达5756万元，缴纳税金2936万元，到目前，万通共有员工3000多人，总资产达五六亿元。

　　在这个企业当中，16位县处级干部，任公司重要部门管理人员。在万通，处级以上官员的密集度甚至超过了通化一般的区县市。让我们来看看万通领导层的基本状况吧。

　　张秀玉，先后任通化市二道江区区长，市委副秘书长，于2000年办理提前退休，来到万通药业，在万通主抓企业改造、建设等后勤工作，现为万通药业的副总经理。

　　刘树栋，历任通化县副县长、通化市原料化工局局长、通化市二轻局局长，现为吉林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这两个人仅仅是这群在万通工作的官员的代表，而像这种级别的和稍低一点的处级干部分布在万通大大小小数十个岗位上。

　　访谈

　　原通化市二轻局局长刘树栋：

　　“61岁了，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对于通化的下海官员们，他们的勇气来自哪里？为什么要下海？钱是第一位的吗？记者采访了下海官员的代表——刘树栋。

　　5月20日13时，这个本该休息的时间，记者走进了刘树栋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宽敞，但是很简朴，在墙上显著位置挂有两幅字画，一幅写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另一幅写有“海纳百川”。

　　他正在处理繁忙的事务，当记者表明采访的意图后，刘沉思良久，开口说道：“人应该时刻找准自己的位置”。接着他向记者讲述了他从“工人—干部—高级工人、企业—政府—企业”的历程，在谈话中，他把“找准自己的位置”一直作为每次变化的前提。

　　刘向记者讲述了他下海时的心态，“1997年我54岁，觉得继续从政，年龄已经偏大，在政界已经找不到自己更好的位置，因此我就向单位提出申请，想提前退休，我的条件只有一条，把关系落到通化市经贸委，当时许多人包括领导都不同意，纷纷做工作，经过几次申请，我于1997年10月提前退休。之后就一直跟潘首德干。”

　　记者：那退休以后，您为什么要选择下海呢？

　　刘树栋：我觉得我的年龄偏大，在政府里，我的这个年龄也是该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但是，总觉得自己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就出来了。

　　记者：当年您从官走到商时，是否像一般人那样，考虑过自己退休以后的社会保障等问题。

　　刘树栋：当时，根据相关政策，我可以把关系落到通化市经贸委，因此就完全不用考虑退休后的后顾之忧。

　　记者：您现在可以说是下海官员里比较成功的一位，如果有一天失败了，您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刘树栋：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觉得从商这么多年，和潘首德董事长配合得一直很默契，每天虽然忙忙碌碌，但是感觉确实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哪怕最后失败了我也不会后悔。

　　记者：您凭什么说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刘树栋：我一直觉得，人无论走到什么时候，都要肩负三个责任：一为对社会、事业的责任，二为对同事的责任，三为对家庭的责任。从商这几年，我觉得这三个责任，我都很好地承担了，因此我现在很有成就感，这一点我以前从政的同事和现在的同事朋友都认同，所以我觉得自己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记者：现在您已经61岁了，假如现在环境又变化了，又没有适合您的位置了，您还会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吗？

　　刘树栋：会的，肯定还会去寻找，只不过不像现在这种位置，也许会寻找像他们一样的位置。刘树栋说着，用手指一指窗外的种草工人。

　　记者：您觉得下海经商的经济利益很重要吗？

　　刘树栋：我主要觉得我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当然钱是价值体现的一个方面。

　　评论

　　新“归去来”

　　本报评论员 杜宇蜂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通化一批官员以惊人的胆识冲破观念的藩篱，毅然投身商海，并用不俗的业绩书写了人生新篇，其智可嘉，其勇可鼓。

　　而风起于通化官场的这一场辞官下海潮，在某种程度上，更成为吉林乃至整个东北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前哨。在市场经济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通化一干人用自己的气魄树立起一种综合了个人定位与社会取向的全新价值观。从市长到市场，看似轻轻一跃，其间不知蕴涵着多少思想的撞击、观念的冲突、进退的取舍和不眠的夜晚。当千帆过后，辞官下海的社会效果蔚为壮观之时，一切当初的犹豫和疑虑都成过眼烟云，“通化现象”清风扑面、引人注目。

　　对“通化现象”中辞官下海的官员们来讲，在“官本位”思想依然严重的今天，能够主动实现从“干部(甚至是“领导”)到“商人”的角色转换，并承受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的现实落差，殊非易事。放着市长不干，去做买卖，对于大多数人的思维来讲，都是一种猛烈的冲击。在采访中，这些“前官员”们也坦承：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开始并不适应，“官念”的突破并非一帆风顺。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因为他们坚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传统观念的破冰之旅势在必行，个人价值的体现，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当官已经不是惟一的上上之选，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改革和发展，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机遇和舞台，而每一个舞台都需要一大批凌利的舞者。

　　通化辞官下海潮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体制壁垒的破除，我们的社会正学会对个人选择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变化使人才的顺畅流动和人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成为一种可能，从市政府的办公桌到私营企业的老板台，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到达“自己想去，自己应该去，希望自己去“的地方，并在社会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身份展示风采、创造价值。

　　改革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的思想的深刻变革，吉林的发展需要一批敢为天下先的探路者。而通化辞官下海的官员们正扮演着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先音引发巨响，2004年5月12日，吉林省政府召开的全省人才工作会议上传来消息，我省将创新人才流动机制，鼓励部分机关干部辞去公职领办、创办企业。这不但在政策上对“通化现象”给予了肯定，还预示着在“二次创业”的大潮中，辞官下海很有可能放大成为更加壮观的“吉林现象”。

　　同是挂冠辞官而去，古人如陶渊明者只能采菊东篱下，徒叹归去来，而今天通化的下海官员们却可以面对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舞台，一条激情飞扬的人生路途，这既是他们个人的幸运，也彰显了观念更新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蓬勃活力。

　　看吧，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我们的面前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