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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全球消除贫困大会在上海召开，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巴西总统卢拉、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等政治领导人在内10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些国家都曾接受过世界银行提供的帮助，他们都是世行消除贫困行动的参与者。
作为世界银行的最高领导人，詹姆斯·沃尔芬森担心发达国家对于贫困问题正在丧失兴趣，他们正忙着对付恐怖主义、美欧联盟解体和中东局势，他们可能忘记了贫困仍是人
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难题之一，全球仍有28亿人口生活在人均2美元一天的水准之下。
贫困仍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大会的演讲者措辞激烈，人们将矛头指向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卢拉相信，饥饿才是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姆卡帕说发展中国家需要减免更多的债务，他们都对于发达国家仍普遍存在的巨额的农业补贴深表不满，正如卢拉所说：“我们不能容忍一头母牛一天得到2美元补助，它比地球上一半人口的每天生活费还要多。”
像所有国际性会议一样，扣人心弦的言辞与实际行动的方案之间常常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贫困问题就与环保问题一样，人人都可以呼吁它的重要性，并作出证据确凿的相互指责，但却难以达成共同的行动，因为一些基本的问题仍有待澄清。
首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贫困的问题是加剧了还是减轻了。人们普遍相信，全球的贫富差距加大了，全球化是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世界银行相信，2001年时，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人均低于1美元)仍达到18%，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Sala-i-Martin证明，全球的贫困人口在1998年时只有7%。或许，贫困状况可能被夸大了。但一个基本共识是，世界贫困人口的数量的确有所减少，但减少主要发生在中国与印度，其他地区的表现乏善可陈。
其次，我们该以何种方式来对抗贫困。在麦克纳马拉时代(1968-1981年，前任世行行长)，世界银行的主要工作是大幅度为贫困地区增加贷款额度。在后来重新审视麦克纳马拉审批的将近400项援助计划时，人们发现40%的农业及农村发展项目“不能令人满意”。单纯的援助不能解决问题，人们基本就此达成了共识。但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起作用，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方式。其中最为著名的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说贫穷国家其实从不贫穷，它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在法律意义上承认财产权，大批的财富沉睡在那些落后国家中，只要赋予它们流动的合法性，就可以摆脱贫穷。他的方法在包括秘鲁、印尼进行了推广，却收效不大。自由贸易也显然是一种好方法，但是经济学家们仍未能说服反对者相信，贸易行为不会加剧贫困，人们常常被片面、短期的现象所左右。
对于贫困问题的深入探讨，最终像对于自由市场、民主或是全球化问题的探讨一样，都将指向我们最为核心的问题——政府治理的能力。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4亿，中国是全球化与自由市场改革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90年代的印度。但面对同样的全球环境，甚至采取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另一些国家却无法获得成功？除去政府具体的执行能力，我们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解释方式。
作为全球最成功的正在消除贫困的国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提出的五点建议中，我们认为有一点十分关键，即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依靠自身努力上。探索更新的思路，寻求更具体的、更为有效的方法，是今天的全球消除贫困行动中最迫在眉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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