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要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正确的

　　相关报道：

　　马来西亚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将就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第一场听证会。然而，就在美国还在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时候，5月14日，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访华时宣布，新加坡决定 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十天之后，另一位政要——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席张铭坚先生赴京，在商务部主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论坛”上，向中国企业大肆兜售新加坡的投资机会。这位曾先后供职于新加坡国防部、科技局和经济发展局、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获科学硕士学位的战略家，巧妙地利用地缘政治优势，精细地构建新加坡的发展蓝图。

　　“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完全正确的”，张铭坚在谈及新加坡政府作出这项决定时说，同时否认了外界猜疑其曾受到来自欧美压力的说法，因为“新加坡与中国内地、香港的贸易交往，已经超过新美之间”，同时由此可以预见的好处是，在今年11月的中新双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上，新加坡可望获得“加分”。

　　5月24日下午，张铭坚先生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采访，据称这是新加坡方面唯一安排的中国媒体采访。

　　没有受到欧美压力

　　《21世纪》：新加坡是东盟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做出此项决定是否艰难？外界传闻为此新加坡曾受到欧美的压力？

　　张铭坚：这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2003年，新加坡与中国内地、香港的贸易额(记者注，去年中新双边贸易额约200亿美元)已经超过新加坡与美国的贸易额，中国成为新加坡的第五大贸易合作伙伴。在投资方面，新加坡是中国的第七大海外投资伙伴，投入中国的累积投资金额约1800亿人民币，投入的产业包括物流运输、房地产、旅游等，而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累积投资将近50亿人民币。这些统计数字让我们作出了这一选择，市场是风向标。

　　新加坡政府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没有受到欧美的压力。新加坡是个贸易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我们与新西兰、美国、欧盟、东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贸易自由化协定，与北欧达成贸易自由区域，即将与印度、韩国、中国谈判双边贸易自由化问题。

　　《21世纪》：今年11月即将举行的中新双边贸易自由化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张铭坚：这是上次李显龙副总理访华的最大的成果，与中方达成了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时间。

　　双边贸易自由化高于WTO遵循的系列规定，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至于谈判内容，我不便透露，但可以告诉你，农产品肯定不在此列，因为新加坡没有农民，没有农业，所以这就排除了一大障碍，像电信、金融、教育等服务业均是我们谈判的重点。

　　实际上，双边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不仅仅是关税优惠，由于新加坡与众多国家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像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生产的产品，或者转口新加坡产品，就可以免除出口其他国家时重新认证、检测、审查等诸多贸易障碍，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亚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是唯一与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新加坡积极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为了帮助企业享有出口贸易的税务优惠、更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两国签署的互相承认协议的条件，让驻新加坡企业更便宜、更有保障地打进国际市场。

　　中国企业如果能在新加坡本地市场成功立足，便代表已经间接打开周边国家的市场之门，因为能在新加坡打开市场的产品，往往都对东南亚地区起着市场先导和示范作用。中国企业能够利用新加坡这个桥梁，顺利地与海外市场对接。

　　提供中国企业国际舞台

　　《21世纪》：此次来北京，你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张铭坚：我最高兴的就是和中国企业会面，告诉他们，到新加坡去！

　　我之所以这么热衷，是因为中国企业现在迫切需要走出去，而新加坡恰好可以提供国际舞台。

　　新加坡占尽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毗邻东南亚、印度、澳洲和新西兰，中国企业若以新加坡为腹地向上述区域和国家发展业务，将可拓展18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并且享有这些地区丰富天然资源的采购优势，还可以使中国企业在拓展新加坡当地业务的同时，逐步建立起辐射邻近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发达国家的销售渠道。

　　中新经济合作具有先天语言优势。在新加坡，华族占了近80%，中文是很常用的语言，虽然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

　　新加坡一直有亲商的思维，制定适当的政策协助企业、方便企业拓展业务，进行投资。除了明确的亲商政策之外，新加坡也设立了多个促进商贸、协助企业到新加坡落户开展业务的“桥梁”机构。

　　《21世纪》：我们注意到，到新加坡上市的中国企业主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5月27日，深圳中小企业板开通，你们有无感受到压力？

　　张铭坚：竞争无处不在，新加坡在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发展，在竞争中壮大。深圳中小企业板的设置，并不会影响中国中小企业来新加坡上市，一方面，新加坡作为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国际舞台；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这是新加坡特色的服务。这是我们很早就意识到的。

　　目前，中国企业来新加坡上市的越来越多，到今年5月中旬，一共有45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其中有14家是在去年之内上市的。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并不会因为深圳创业板的出现而下滑。

　　《21世纪》：你所说的增值服务主要包括哪些？

　　张铭坚：比如中国企业来新加坡设立业务点，我们可以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注册。此外就是税收政策方面的优惠，包括：1.公司税将从22%调低到20%，这个降幅使新加坡的公司税成为本区域最低之一；2.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20%，并减低其他收入所带来的税收率；3.免除资本收益税；4.专利使用费的预扣税将由15%降低至10%；5.新公司首10万新元(等于约47万人民币)应纳税收入将享有3年的免税待遇。

　　印度和中国是新加坡两翼

　　《21世纪》：你怎样评价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新加坡在制订政策方面，更倾向哪个国家？

　　张铭坚：我们都倾向。作为亚洲的大国，印度和中国是新加坡的两翼，我们为夹在其中深感荣幸。

　　实际上，印度近些年发展也很快，GDP增长约8%，也是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像中国“海归”一样，印度的国际化人才也纷纷选择回流，这加剧了其国际化进程。对中国而言，印度将是支重要的竞争力量。

　　可以透露的是，我们与印度关于双边的全方位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中，很快会有结果的。

　　至于印度与中国经济发展谁比谁快，谁知道呢？市场随时在变，技术也随时在进步、更新。

　　《21世纪》：在你看来，印度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有哪些不同？

　　张铭坚：有组数字比较有意思，比如，印度来新加坡投资发展的企业有1400多家，中国为1200多家，从数量而言似乎旗鼓相当。但是，两者在管理经营及运作上又有不同，印度似乎更开放，更善于利用国际资源。比如，印度在新加坡投资企业，他们不但聘用印度人才，也聘用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企业也一样，他们不仅仅聘用中国人、日本人，也大量聘用印度人和美国人、欧洲人，这是国际化明显特征。而中国企业，大部分是中国人，少量聘用日本人，至于印度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则很少。这就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知识结构、思想、创新技术和智慧，如果网罗国际化资源，则会得到更好发展。在新加坡，400万人口中有100万来自海外，包罗万象，什么样的人才，什么地方的人才均有，中国企业迈向国际化，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新加坡可以为此尽绵薄之力。

　　本报记者　陈楫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