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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决策不等于科学决策
近日，一项调查引起人们的关注，调查把近年来一些在媒体曝光率较高的专家与资本的关系列了一个表，经济学家、任职企业、职务年薪等利益关系一目了然：如某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一位经济学家身兼15家公司的企业顾问，享受着每家公司3万—20万元不等的职务年薪，这些人大多在各级政府咨询部门中身居要职，其言
论对政府政策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但其与资本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确让人对其建议难以信服，产生到底代表谁的利益说话的疑问。因此，有人提出，建议在政府咨询机构中任职的经济学家不能担任企业顾问和独立董事，家族内部有人从商的经济学家不得进入政府咨询机构等制度尽快建立起来。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人大闭幕答记者问中谈到本届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而这个机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专家咨询制度。从2003年3月新政府组建到7月份短短的100天内，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的专家学者座谈会就达六次之多。很多地方政府也在不断举行类似的专家咨询会。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都有“政府咨询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一般参与者都是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2003年8月深圳市政府还制定了《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咨询专家管理办法》，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听取专家的咨询意见与建议。由领导个人决策到领导集体决策再到引入专家参与决策是重大进步。但专家决策并不等于科学决策。
决策也要引入市场力量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辛向阳认为，目前，我们的政府咨询主要还是“个体咨询”。个体咨询的最大弱点就是其偏好明显，在进行咨询时片面强化自己所熟悉的知识，很容易对决策产生误导。再一个就是“个体咨询”不承担什么责任，我说错了，没有板子会打到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决策经过了专家的咨询仍然会大量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缺少产业化这一平台，专家建议仍采取个体、派别的方式，影响和效果并不理想，也会导致一种智慧资源的浪费。决策要经过专家学者的论证咨询，这只是解决决策科学化的一个开始。决策的真正科学化有赖于形成一个成熟的政府咨询产业，因此培养政府咨询产业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工作。有了政府咨询产业的存在，政府的决策就有三个保证：一、决策的范围是广泛的，一个重大决策可以得到众多决策咨询机构的论证；二、决策的建议是独立的，每一个决策研究机构由于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提出决策建议时不容易被他人所左右，而且为了赢得自己的咨询信誉，咨询机构会下大力气对决策方案进行分析；三、由于有众多的咨询机构，它们之间会展开竞争，从而使政府决策的效率得到保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主要研究机构都是政府下属机构。独立性差，受条块分割体制影响严重，运行机制不活。它们的计划、人事和财务都受到了过多的制约。很难针对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自行选题进行深入的自主研究。有时因为不得不服从某些部门的局部利益，使研究人员很难真正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状况也制约了我国决策咨询的科学性。
辛向阳认为，决策咨询产业化的最大好处是使改革方案提供者与改革利益的相关者分离，为决策科学性的实现提供最基本的前提。这种独立性，对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决策咨询业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美国的政府咨询机构在2001年达到1万家左右，从业人员达到30万—50万人左右。辛向阳举了个例子，就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该研究所是布朗(曾提出引起轩然大波的“谁来养活中国”的研究报告)的人于1974年创立的。这个研究所拥有固定研究人员30人，每年从各种基金会和国际组织获得的研究经费为400万美元，此外，每年销售研究所发表的十几种“醒世报告”还能赚400万美元。第三，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选择出最好的决策方案。
中国的“兰德”何时能出现
去年10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公告，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前期研究课题。这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首次将未来发展规划以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咨询、征求方案。此举被解读成为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步之举，也是民间研究机构开始得到政府认可的一个信号。规划招标，是政府花钱买思想。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期待中的客户将是中国的兰德公司。
据了解，在美国，大约有2000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和机构，其中近1／4被认为是独立或自立的。中国的脑库机构数与美国相近，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但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且研究人员大多身在体制内，兼职参与民间机构组织的研究课题。
我国近年来一些研究院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出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市场取向的研究院。民间咨询机构也正在进入政府决策咨询的视野。民间调查机构零点公司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金额逐年上升，2001年只有五六十万，2002年是100余万，2003年达到三四百万。但整体而言，思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发展比较缓慢。大多数学者不愿意离开有保障的官方体系。按照国外民间脑库的生存模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和社会的大量捐助，另一方面则在于政府的支持，大量的政府项目交由民间研究机构进行。美国兰德公司的经费来源，90%以上来自与政府和军方签订的合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博士认为，中国目前民间脑库还处于非常幼稚的状态，虽然他们以组织的面目出现，但却没有形成产生思想的机制，学者们在“单打独斗”，更多靠其个人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扩大影响。贾西津指出，要从法律上解决民间脑库的“合法身份问题”。民办研究机构应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NGO(非政府组织)，而现行法规要求登记NGO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一旦找不到这样的部门做“婆家”，就没有登记资格。
就发展我国的政府决策采咨询产业，辛向阳提出了几点建议：1，扩大政府采购制度的范围。除了物品特别是办公设备的采购，以及服务采购之外，应当注重第三类政府采购，即决策方案的采购。2，降低政府咨询企业的注册资金的数额和减免税费等措施，吸引更多的人创办政府咨询企业。3，实行政府决策研究与决策方案制定的外包制度，逐步扩大外包的比重，由100%的政府自己制定决策方案转向主要由社会独立的政府咨询机构制定决策方案。同时政府加强决策咨询评估机构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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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
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世界观察研究所，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等，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思想库。这些思想库在决策咨询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研究的广泛领域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上世纪70年代，兰德公司总裁唐纳德·赖斯曾形容思想库位于由政府、企业和大学组成的三角形的中心。政府和企业是问题和财力的贮藏地，企业同时又是技术和设备的来源；大学是输送人才和产生学术思想的基地，又是进行学术思想交流和传播的地方。这种特殊地位使思想库既可以与政府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但又不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不是一个类似于大学的纯学术研究机构，但又能与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思想库能够实现完全自主管理，实现管理者和研究者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发展的理想。
本报记者 李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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