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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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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赵晓
当前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的证据是过热的投资增长。在前三次经济“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中，投资增长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此次投资增长加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投资主体的变化，即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开始成为主体。如2004年，投资总体上保持了30%的增速，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汽车增长87.2%，属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之一，也是被指责为“过热”的最有力证据，而钢铁和汽车的投资主体在目前恰恰就是民营企业。
不久前刚被国务院检查组紧急叫停的铁本钢厂的扩张究竟算不算过热？据官方称，其土地近乎免费，资金靠银行，赚了是个人的，赔了是社会和银行的，属典型的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也是当前经济过热的根源所在。但是，笔者在江苏调查时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目前，钢材价格高达每吨4000元，按麦肯锡等国际机构估计，长时期内中国钢材供需仍然偏紧，而投资一个100万吨的钢厂，由于土地价格较宝钢便宜，劳力更是低廉，只需10亿元左右，两年就可以达产，每吨钢材的生产成本仅1000元。也即如果上马快，达产快、两年就可以收回成本还有余，投资回报率在100%以上。
这其实就是“市场调节”，也是中国25年孜孜不倦的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所追求的境界。但当市场机制真的开始发挥配置资源作用，并且用一种我们不习惯的速度奔跑时，我们是否会“叶公好龙”呢？
可想而知，在政府强势的整顿中，全国还将有陆陆续续一大批类似铁本的企业被宣判死刑。那么，被征的地怎么办？谁来补偿？招的工人怎么办？还有就是当地的经济势必一落千丈，这些损失都由谁来管？据估计，铁本的全部损失可能高达50亿人民币。显然，如此巨大的宏观调控成本被调控者轻易地忽视了，也被许多断言经济过热并主张调控的人所轻易和忽视了。
宏观调控从来都是一种利益分配。从现在的情况看，本轮宏观调控已经鲜明地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驱动。一方面，中央担心地方、企业和银行联合起来骗中央，担心物价全面上涨，担心承担可能过热的后果，于是在犹豫一段时间后终于重拳出击；另一方面，地方和民间却希望搭上本轮经济增长的快车，特别是要赶在中央关门之前挤进门去，这大大加剧了目前的投资扩张态势，至于投资过后所导致的过剩与经济下滑的威胁，并不在地方和企业考虑之内。
显然，在这样一种博弈格局下，中央不搞宏观调控，则最终的呆坏账要由中央银行来买单，中央搞调控，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则几乎完全由地方来承担。中国的宏观调控究竟有效与否，不仅要看调控目标是否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中央所承受的未来成本与地方所承受的眼前成本孰高孰低。
直到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中的主导意识仍然是防过热和结构失调。殊不知，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资源配置或结构调整的功能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市场，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总是需求膨胀速度超过供给增长的倾向，也已经悄然让位给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供给过剩倾向，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也应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逐步转移到如何对付市场经济的通病——生产过剩危机上来。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内心里仍然感觉市场难以信任，当前的调控实质上来自于对市场的“信任危机”，即相信市场能够消除短缺，却不相信市场能够消除过剩；相信市场能够导致总量平衡，却不相信市场能够进行结构调整。
有人说目前的宏观调控是不知应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其实，经过20多年改革，中国已经换了一台新车，当这辆汽车突然加速时，我们会有些手忙脚乱，这时最主要的危险则是，我们突然发现不知道这台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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