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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房煜 北京报道
国家助学贷款--一项似乎本应成为大力提倡、兼有扶贫和支教性质的实践，正在变得黯淡。4月底有消息称，由于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违约率比较高，100余所高校被银行暂停发放贷款。其中，北京高校无一幸免。
国家助学贷款始于1999年。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正是由于学生大面积违约，加重了银行的金融风险，银行才不得不停贷。记者从教育部官员处得知，教育部会同银行等有关各方，正在商讨一种新的国家助学贷款管理模式，最迟将于6月底出台。在新方案中是否会改变银行单方面承担风险的做法，该工作人员表示，“各方正在协商，还没有定论”。
银行的选择
“现在还能办助学贷款吗？”近日，记者以咨询者身份向中国人民大学相关负责人询问时获知，由于贷款学生违约率较高，目前银行已暂不办理该业务。但他同时表示，一个学生每学期有两次机会申请办理助学贷款，现在，学校依然接受学生的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不过报到银行后批不批、能批下多少，就不好说了。”据记者了解，与中国人民大学签定国家助学贷款协议的是北京工商银行。
而北京建行海淀支行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一种商业助学贷款：采用定期质押形式，可用建行存单做质押。据介绍，商业助学贷款比国家助学贷款条件要严格。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业内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学生想失踪，法院传票都不知发到哪里。该业务的业务量不是很大。据介绍，这次被停发国家助学贷款的学校，其学生违约率都超过了20%的“警戒线”。
据建行员工分析，助学贷款笔数多、金额小，大多不过几千元，但其操作流程同贷一笔10万元款的差别不大，一旦发生呆坏账，收贷成本远大于贷款本金，因此银行“吃力不讨好”。
国家助学贷款普遍采用信用担保贷款方式。在交通银行某分行供职的宪营称，因信用担保贷款方式不需要贷款方提供担保，风险很大，目前我国还没有其他领域采用过这种贷款方式。“从做金融业务的角度看，只有一种情况才能使我们乐意采用信用贷款方式，那就是——银行求着贷给客户钱，比如给青岛海尔，但是全国有几个海尔？”他说。
工商银行总行个人金融业务部的刘小姐表示，这种无担保贷款方式即使对个人用户风险依然很难控制，特别是在我国信用监督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目前工行对个人信用状况的审查主要基于两方面：基本资料和过往贷款记录，但也仅限于工商银行系统内所掌握的情况。刘小姐还指出，这段时期，我国金融系统正在严格控制信贷风险，助学贷款也可以说是“撞到枪口上了”。
宪营同意许多业内人士的意见，像国家助学贷款这样带有明显政策性、指令性痕迹的贷款，应该交给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去做。从长远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目标。国家应避免用像“国家助学贷款”这类政策性任务，加重银行的风险，束缚银行发展的手脚。但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对外经贸大学2001级法律硕士谭小姐这样理解：“国家为什么把助学贷款只交给这四家银行？因为他们的名字上有‘国有’两个字。”
学校自救
在银行普遍缺乏继续贷款的动力时，学校开始不再隔岸观火。
“我们的模式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让我和你一起承担风险。”天津南开大学学工部的杨老师向记者介绍，一种新的助学贷款模式正在南开大学展开，合作方是天津市工商银行新华支行。“以前只有银行承担实际风险，现在学校也承担风险”。在这种新模式中，学校要拿出一笔风险金，在学生不还款时候承担部分风险。还款的关键是对学生的约束，为了遵守国家现行的助学贷款政策，新模式没有突破无担保贷款的模式。为此，学校要求相关老师一改过去事不关己的态度，并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贷款一定要让家里知道，让家长和我们一起监督学生”。
除了制度上的约束，新模式同样注重“以德服人”。“我们也会和贷款学生的单位保持联系，同时教育学生：讲诚信的人，才是让单位放心的员工，才会受到重用。”杨说。
据介绍，在这种模式下，南开大学已有700多名贫困学生从银行贷到了款，得以继续学业。目前天津大学也采用了这一模式。
不过，即使是在天津南开大学的助学贷款模式中，政府为此也要对银行贴息50%，对于有时连本金都拿不回的银行来说，政府并不是另一个风险承担者，但政府却是国家助学贷款的发动者。
从目前情况来看，教育部门与银行正在商讨的新助学贷款管理模式仍不太可能突破通过银行实施这个框架。今后，银行仍可能是助学贷款政策的主要承担机构。教育部一位负责人曾公开表示，银行贷给学生的钱还不够多，“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贷款的具体操作人员对这项政策缺乏足够重视和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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