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称加息与否还需继续观察 息口紧盯5%通胀率

　　央行加息与否主要看真实贷款利率是否为负；周小川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还没到5%，我们需要观察”

　　本报记者 谢姝

　　当中国的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 织、欧盟的专家坐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关注当今中国经济的哪些问题？会提出怎样的建议？

　　5月19日举行的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近30位海内外金融巨头围绕“中国金融发展与金融业治理结构”主题，阐述了各自代表的机构对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改革领域诸多热点问题的观察判断。

　　周小川：是否加息还要观察

　　长达30分钟的演讲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闭口不谈货币政策问题。演讲结束后，周小川未能顺利离开会场。比工作人员更敏捷的大批新闻记者将他团团围住：“央行可能加息吗？”“加息条件是否成熟？”“如果美联储加息，央行怎么办？”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还没到5%，我们需要观察。”周小川一边在工作人员的护卫下挤出重围，一边留下几句话——是否加息，还要“先看看”，一是“看综合的经济指标”，二是“看以往政策出台的效果，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此前也曾指出，央行加息与否，主要看真实贷款利率(通涨率减去名义贷款利率)是否为负。目前中国一年期贷款利率基准为5.31%。可见周与吴的说法吻合，而且都预示着，5%的通涨率已成央行决定是否加息的重要指标。

　　不过，按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预计，尽管GDP、CPI的增长率在二季度还会高位运行，但下半年都会有所回落。这或许是周小川一再强调“还需要观察”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国是否需要加息，周行长在等今年二、三季度的数据。

　　海外投行看抑制“过热”

　　近一年来中国物价上涨明显，政府频频出台政策限制地产、钢铁等行业“过度投资”。国际金融巨头尤其是投资银行家对此表现出的态度是：希望中国政府在采取经济和政策手段限制经济过热时，避免使用强硬措施。

　　瑞银投资银行(UBS)全球执行主席里昂.布里坦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就目前表现看，很显然，中国非常不愿意采取强硬的措施升息”；“希望中国政府保持一贯的开放态度和积极政策。”

　　他表示，瑞银作为首家获得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投行，在6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即将用完后，将考虑申请更多投资额度。这最终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批准。布里坦勋爵并不讳言：瑞银在中国的胃口不仅限于通过QFII投资A股，对于将内资企业、民企带到海外上市也非常感兴趣。

　　摩根大通银行国际总裁安浩德指出，中国正接近利用高投资和“赶超”技术经济所能取得的增长极限；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应保持“经济开放”，即让物价和生产要素来真实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让价格信号实际指导生产者和消费者作出决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则对中国存在“经济过热”一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的理由是：中国的供应还是长期性的，而且并未实现全面充分就业，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是世界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的结果，并不是中国造成的。

　　“当前中国如采取过激措施治理经济过热的话，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下降。”蒙代尔说。

　　450亿注资：花钱买好机制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初衷是“花钱买好机制”。

　　他指出，中国的银行治理结构的关键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建立健康体制的董事会，为使其有效开展工作，董事会下面应建立三个以上的独立的功能，即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和人事提名委员会，重要的决定应当由各委员会集体做出，而不是依赖于个人的决策。另外一个重要环节是人。银行要努力引进管理人才，主要人才最好有来自发达市场的高素质的管理人；董事主席应该由高素质的独立董事担任。

　　对于金融产品创新的更多需求，已被政府和外资银行同时提出来。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强调，资本市场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积极扩展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补充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入市渠道，规范发展QFII等境外投资力量。随着利率逐步市场化，开发衍生产品也成为当务之急。现阶段将主要促进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今年前4个月，证监会没有披露一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的消息，而5月中旬，三天内已接连批准了三家QFII——美林国际、恒生银行、大和证券，创下“批复纪录”。这是一个明显的政策信号。

　　花旗分析不良贷款处置

　　花旗银行董事长、花旗集团高级副董事长威廉.罗兹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都存在一个现象：逐渐自由化的银行系统在没有足够的银行监管和明确的政府担保下，导致国内信贷迅速扩张，而同时很少考虑借款人的信用情况。

　　花旗研究认为，经济要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要在风险控制和预期回报的基础上，将款项发放给最具效率的借款人。但在中国，信用决策往往被市场目标和利润目标所驱使，或被政策因素影响，而不是出于借贷的审慎原则。

　　花旗指出处理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的最佳途径：一是认识现存的问题，在系统中迅速界定坏账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二是有步骤地冲销坏账，出售不良资产，或及时界定损失，剥离坏账；三是以最快的速度重新资本化和重建坏账储备；四是重新整合和改进现有的信贷程序，并建立坚实的信用意识，例如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制定损失评估和坏账准备提取制度；五是金融机构应不断增强内部审计体系，关键职能部门的审计都将直接汇报给董事会，或管理层以外的独立主体。

　　他提醒说，随着石油价格高涨、利率上升、息差增大和信贷紧缩，金融机构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我建议中国政府在尽可能审慎的基础上，尽快推进已宣布的银行业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尤其要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不良贷款，并确保不产生新的贷款问题。”

　　外资银行通道拓宽

　　“最终进入人民币业务市场并与中国公司一起运营，将成为许多机构期待已久的分水岭。”德意志银行集团董事长约瑟夫.阿克曼说。

　　外资银行目前业务主要集中在批发市场上，但他们在保险、衍生产品、交易以及债信风险管理方面也有出色的专长；零售业务方面，2003年上海外资银行来自本地业务的税前利润达到50%，2001年仅为16%。其中，为富人提供的个人服务是颇具吸引力的领域，信用卡、汽车贷款或抵押贷款逐渐成为外国银行与中资伙伴合作的目标。

　　德意志银行研究认为，消费者融资和消费者信贷将成为中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外资不必建立全国性分行网络，仅在几个大城市建立商业网点就有可能带来超过多数欧洲国家的潜在客户。

　　阿克曼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底，来自19个国家的62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了191个运营机构，总资产接近4000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增加了21.5%；但这个庞大的数据也仅占银行总资产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