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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 李安定) 今年2月底因病辞去商务部部长职务的吕福源18日去世了。听到噩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尽管早知道他的病，这一天已经在意料之中。
作为一个多年采访宏观经济的记者，我对汽车产业情有独钟，缘由之一，就是在这个产业的许多朋友
人品极好，吕福源是其中的一个，提到他，我每每脱口而出：好人。
认识吕福源是90年代初，他由一汽副厂长、总经济师上调到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任副总。到公司采访，或一起出差，平时以朋友相处，他没有哼啊哈啊当官的架子，倒显得儒雅而有些书生气。谈起汽车，他的视野很宽阔，观点很独特，而且常常把中国汽车业放在国际大背景之中，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格外难能可贵。我常常和他开玩笑说，和他聊天必须带上本子记，他说话的信息量大，丢了什么都是我当记者的损失。
中国的官员，把泡图书馆作为周末假日消遣的恐怕不多，吕福源却乐此不疲。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吕福源的周末往往是在国家图书馆泡上一天，查阅世界汽车产业最新资料。他和我说，这是到北京工作的一大乐事。
不说违心的话，恐怕并不容易。90年代中期，某部门召开媒体吹风会，要刹一刹当时并不存在的“轿车热”，请已经作了主管汽车产业的机械部副部长吕福源作主题发言。他对着别人准备的稿子念了一段，就放下了，然后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的看法。我后来多次引用他在讲话中的“名言”：为什么要发展载人的汽车，12亿人的中国搞现代化，人流比物流更重要。拉5个人的轿车比拉石头的卡车有更大的生产力。
吕福源对待朋友亲近而坦诚。1998年，在拙作《家庭轿车诱惑中国》杀青之前，我约他作一次关于汽车产业长远发展的长谈。那天因为路上意外堵车，我让他空空地等了两个小时，我内疚的不行，他却连寒暄都没有就把我按在椅子上，把准备好的观点一股脑掏给我，意在让我能有更实质的收获。
我们最后一次深谈，日子记得很清楚：2001年1月2日。那天我从澳大利亚一个人回北京，在飞机上意外遇到吕福源，他以教育部副部长身份与北京副市长张矛一起率团去新西兰，用全球新世纪第一缕曙光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点燃火种。
旅途漫长，最适合海阔天空地聊天。我们谈及全国大纵横的公路建设慢。吕福源说原因是各城市热衷先修环城的小圈子，对大纵横不够上心。说到北京的改造，他说北京应该最有条件修卫星城，这样可以卸掉城市包袱，改善环境与居住条件。在卫星城建商业中心，引进连锁名店，造就与市中心同样的购物环境，就能吸引人们居住，交通拥堵也会迎刃而解。
2003年全国人代会上，吕福源被任命为商务部部长。在他出席一个签约仪式时，我碰见了他。他问我为什么好久没有消息，我说，你搬家了，我从教育部要不到你家的电话号码。他当场拿过我的笔记本，写下手机和家里的电话号码，并在旁边大大地写下吕福源三个大字。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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