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国民幸福总值

　　秦朔

　　2003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694 亿元人民币，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1999年提出的标准(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756至2995美元之间， 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在2996至9265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在9266美元以上)，中国一些发达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中高国家的收入水平。例如，在2003年，深圳人均GDP为53887元，相当于6510美元；广州人均GDP为47900元，相当于5787美元；苏州人均GDP为47701元，相当于5762美元；上海人均GDP为46717元，相当于5643美元。在这些发达地区的一些更为富裕的局部，如它们的经济开发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已经出现。

　　根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计划，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城市将是普遍现象，达到4000到5000美元的城市将有相当一批，达到8000甚至1万美元、跻身世界高收入水平的城市也不会是个别。今天，你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旅游景点，都可以看到操着广东话、浙江话、上海话等各色方言的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汉字说明书也越来越多。这一情形，与20年前的日本颇为接近。

　　中国部分地区人均GDP与国际水平的接近和接轨，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相应地也提出了新的命题：如何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富起来的人要追求什么？

　　国富是为了民乐

　　居安思危，我们不能不看到，过往20多年偏重于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显现出一些弊端，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受资源和能源的制约越来越大等等。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我们需要加快发展，但着眼未来，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明智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如果我们的发展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私利，不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如果我们的发展要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以严重透支生命健康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发展将是片面的、倾斜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在去年12月本刊的独家策划《告别GDP崇拜》中，我们提出过，GDP不能衡量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幸福。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多项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产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环保这样的公共物品，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改善的，若由个人选择，几乎人人都选择多赚钱、多消费、多污染，结果谁都不快乐。可见，在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如果我们不考虑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的道路，那么，我们不仅将收获不了快乐，还可能会收获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更有甚者，GDP在增长，但由于没有兼顾社会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数也在增长、最后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同时，学术上的研究证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快乐。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国民幸福总值”的意义

　　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我们必须要知道，推动新世纪前进的这些剧烈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生物多样化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的萎缩，急速发展的社会与经济自动化)将对未来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资本主义和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是否会让人们更加不快乐，是否会增加人生的不确定性”。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王国指定政策的依据则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我长期从事经济发展工作，对由于富裕带来的社会性疾病总是感到非常痛心。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长期从外界来看日本人，我感到他们已经渐渐成为丧失精神上的幸福或者说是丧失了心中的故乡的国民。”

　　西水美惠子说，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说到旅游，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旅游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传。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数，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游经营者制定了《工作手册》，对旅游者有《行为规范》。虽然不丹每年从旅游业获得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业稳定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不丹是中国的邻国，4.7万平方公里，人口170万人。这样一个“小”国，没有进入很多中国人的视野。但其对幸福的理解，对我们则不无启发意义。

　　快乐需求是最大市场

　　在多项关于快乐程度的国际调查中，日本都是一个很不快乐的民族。不过，近年来，随着新生代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日本在生产和输出流行文化方面的能力正在引起世界关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2年5月刊出了一篇介绍日本流行文化(“酷”的文化，Gross National Cool，简称GNC)的文章，认为日本正在通过文化重建其在世界的超级力量。2003年《时代周刊》亚洲版的一期封面文章指出，日本正从一个由二次大战后的一代支撑起来的“制造的日本”(manufacturing Japan)，转向一个由新生代建设的“文化的日本”(cultural Japan)。在新生代眼里，未来是“酷”的(the future is cool)。日本的未来将不在于它是产品—无论是汽车，照相机，立体声唱机—领导者，而在于它是世界第一流的“酷”的创造者(creator of cool)。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青木昌彦教授介绍，日本的“酷文化“、“软产业”正在崛起，如音乐、动漫、美食、绘画、娱乐、时装、广告、设计等，以往钢铁是日本对美出口的大宗商品，但在2002年日本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为钢铁出口额的5倍。过去10年，日本文化产品的出口(例如媒介，专利权，娱乐和相关产业)翻了3倍，达125亿美元。而同期日本制造业出口仅增长了20%。青木说，日本现在“软产业”的生产规模已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日本汽车业的生产规模。

　　Cool是一种很难衡量的软力量(soft power)，一种能够影响他国人民意愿和价值观的力量，同时也是一项巨大的产业。10年来，日本GDP的增长数字不太好看，但日本在GNC上的增长可能为它带来新的财富和国际影响。

　　中国有学者将GNC也翻译成“国民幸福总值”，笔者查阅《外交政策》和《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原文，是没有这样的含义的。但是，日本文化产业的崛起(更不用说美国文化产业的强势)，对我们也有一个深刻的提示：精神性产品的生产，其附加价值和市场潜力远大于物质产品生产。人对快乐的需求，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中国的GDP还在快速增长，我们希望这增长是清洁的增长，有效的增长；中国正在开始科学发展观的探索，我们希望这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充满幸福快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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