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大奖组”？

　　倔强的人是可怕的。西安彩民刘亮打开了那个装着宝马大奖的信封，也打开了彩票舞弊的“潘多拉之盒”。

　　5月12日，国家体彩中心副主任张伟华表示，今后将逐步取消大规模即开型彩票销售。敲锣打鼓卖彩票(业内称为“大奖组”)是中国独有的销售模式，刘亮的倔强很可能使他成为“大奖组”的终结者。

　　大奖组：世界第九奇迹

　　中国的彩票在1949年后长期被禁止。1986年，民政部向国务院打报告，建议仿效国外政府发行彩票筹集慈善款项。1987年中国彩票“重出江湖”。由于社会上还有种种疑虑，当时主管部门还十分谨慎地把彩票称为“有奖募捐券”、“奖券”，1994年才正式出现彩票的称谓。

　　上个世纪80年代电脑还是稀罕物，网络更是无从谈起，最初的彩票就是即开型。西方国家发行即开型彩票，就像日用品销售一样有很多零售点。彩票销售人员拷贝了这种模式：一个摊点，几张桌子，几面彩旗，一条横幅，一个对奖牌，一个小喇叭……但这种模式在中国似乎行不通。

　　“我们一开始也那么卖，但卖不动，人们老觉得是骗人！后来我们就把奖品集中摆放出来，谁中奖不中奖，现场看！”前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副主任王绍贤介绍说。

　　于是，一个个壮观而火爆的场面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彩民和汽车、摩托车、电视机、洗衣粉等奖品一起出现在彩票销售点，现场购买、现场刮奖、现场兑奖。这种规模销售模式被称作“大奖组”。1991年开始，“大奖组”模式初步形成，实物设奖登台亮相。彩票单点日销售量由5万元左右逐渐上升到10万、20万、30万、50万、100万、200万元……为了达到规模销售的最佳效果，各地在彩票营销当中，普遍采取了“地毯式”、多媒体、全方位的宣传炒作手段；彩票销售现场搭起了壮观的销售台；大奖设了汽车和住房；售票人员从原来的几十人，扩大到数百、上千人。1994年11月6日，人口只有25万的新疆玛纳斯县创造了单点日销彩票205万元的全国新纪录。1999年1月温州市举办大奖组多点联销，3天销售彩票1.5亿元。

　　虽然彩票在国外已有百年历史，但这样的场面还是令来自欧洲彩票大国法国的一位老太太叹为观止。这位旅游者在西安给家人打电话，说今天看了两个世界奇迹，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中国人卖彩票则是第九大奇迹。

　　奇迹背后却是令彩票发行和销售部门难以承受的风险。销售十分火爆的场面并非每次都会出现。

　　一位已经从事彩票发行8年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以总额100万元彩票为例，事先要从国家指定的印刷厂购买彩票，按照国务院规定，这笔费用为3%，也就是3万元；然后要把50%的返奖、35%的公益金扣除；最后剩下的发行费为12%，即12万元，其中必须支出的宣传、场地、设施、人员开支费用在5万元以上，还有销售员的佣金2万元，最后的利润空间不到5万元。

　　“这只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状态，我们每年的销售指标是100万元，而我们从来就没全卖出去过。”他这样告诉记者。

　　他所在的彩票中心在1996年承办了一次“大奖组”，前前后后居然折腾了70多天，100万彩票也才卖出了91万，好歹收支平衡，草草收场。当时有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彩票中心的职工上街发传单，一叠叠地往路人手里送，招徕生意真是好辛苦。

　　虽然第一次承办“大奖组”勉强打平了，但风险已经浮现。“我们是政府工作人员，拿的是固定工资，彩票卖得再多也与我们无关。可是，如果遇上几天刮风下雨，或者大奖迟迟不出这种倒霉事，彩票卖不出去，宣传、场地、设施、人员等等的开支却一样少不了，结果只能是赔。谁来赔呢？政府财政里可没这笔钱！”这位工作人员一肚子苦水。

　　风险谁来承担？

　　顺理成章的结果是，第二年接到“大奖组”任务时，这位彩票中心的负责人不愿干了。他要寻找转嫁风险的途径。

　　这时，已经在其他地方尝到甜头的彩票销售承包商不失时机地盯了上来。经过仔细筛选，他选中了一个经考察比较老实可靠的承包商。

　　“这样最直接的好处是能免去事无巨细的管理和推广，变成由个体承包商来包办。”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研究员张树国如此评价这种普遍存在的模式。

　　一句话，省心又赚钱。即使如此，彩票中心必须派员到现场监督，确保承包商没有“弄鬼”。这是对彩民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这条道还是见不得光的，不出事怎么都可以圆场，出了事，就谁也兜不住了。”

　　但还是出了事。

　　100万元的彩票，承包商只卖出去一半，算来算去，承包商没赚反搭了几千元。承包商急了，硬是要把没中的大奖留在手里。当地政府也急了，按照规定，大奖如果没有发出，必须归入公益金。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妥协：当地政府收回大奖，而承包商得到了彩民无意中弃掉的三四千元小奖。此后7年，这家彩票中心的“大奖组”全部发包，而承包商得到弃奖的做法也成为惯例。

　　这位负责人坦率地说，发包彩票发行、销售的确是违规的“黑道儿”，但已经成为彩票业内几乎公开的秘密了，不这样干就成傻瓜了。承包商虽然有风险，但他们有利可图，在利益驱动下必然比拿固定工资的公务员卖力得多。

　　尽管如此，风险依然存在。承包商不可能减少宣传投入，因为声势越大，来的人也就越多。以前承包商往往选择闲置的工地销售“大奖组”，如今他们更青睐交通便利的大型广场，成本要高出不少。一些承包商还请来了影视歌红星表演和颁奖，虽然很多都是过气明星，这笔开支也不会是个小数目。“这些承包商的宣传力度格外大，炒作得也很厉害。这种即开型彩票往往一个城市一年要搞好几次，每次都像赶集。”张树国研究员说。这样一来，如果彩票销售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亏损似乎难以避免。

　　2000年以前，即开型彩票市场一般都以实物作奖。但此后国家财政部叫停了实物奖，全部改为现金奖。“没有现场实物刺激，销售变得更差。”张树国说。我国即开型体育彩票由1998年销售额占彩票销售的90%降到2002年仅占5%。

　　不少人认为，彩票销售者事先可以拿到大奖彩票，根据现场气氛决定大奖投放时机，以此控制彩票销售局面。但《新民周刊》采访的一位彩票中心负责人否定了这种说法：“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彩票由国家委托专门印刷厂印刷，电脑控制整个包装流程。大奖彩票在每个奖组中随机分布，我做彩票工作这么多年都无法知道大奖在哪里，更何况承包商。”

　　但是，承包商弄虚作假的空间依然存在。一位业内人士说：“现在一些承包商与彩票中心一些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承包商面对的监督和制约常常是形同虚设，西安宝马恶性诈骗不会是绝无仅有的个案，承包商可以用种种手法让‘托儿’入围拿走大奖，然后再瓜分利润，这样一来，他们的亏损风险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彩票专家贾康告诉记者，“销售商是商人，商人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彩票的承包商为了节省成本，规避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就铤而走险。”

　　风险到哪里去了？很明显，一旦出现舞弊，彩民就成了“冤大头”。即使没有舞弊行为，“大奖组”销售模式本身也值得反思。人们在许多销售现场都能看到种种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大奖得主还要戴上红花巡街，销售者拼命造势迎合一些人迅速改变命运的梦想，但他们不会提到彩票大奖的中奖概率是如此之小。实际上，“大奖组”的日销售额之所以不断提升，离不开部分彩民的非理性购买。“大奖组”的购买者以流动人口和低收入人员居多，有些地方还会特意安排在春运之前组织规模销售，因为那时候流动人员“手里有钱”。

　　电脑彩票和分散型的即开彩票，无疑比“大奖组”更文明、更安全。终结“大奖组”此其时也。

　　撰稿 李泽旭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