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点刹”震动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 卢波/北京报道

　　斯塔德韦尔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著文称，如果追溯到1993年，中国经济热与不热，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世界股市4月28日突起风波，在华尔街，道琼斯指数下挫135.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跌42.99点；同一天，欧洲三大股市也全线下跌。亚洲主要股市下跌幅度更大。

　　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究竟是哪只蝴蝶扇动翅膀而引发了风暴，人们有不同的认识。中国韩国商会会长朴允植的看法是，路透社当日播发的一条电讯是这场风暴的源头。28日欧美股市开盘前数小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接受了路透社总编辑利内班克的采访，提出中国将采取4项措施加强宏观调控力度。朴允植解释说，路透电讯一直是资本市场人士获取财经讯息的主要渠道，中国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的消息随路透社电讯传播，给市场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尽管更多分析人士主张将欧美股市异动归因为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而5月3日美联储维持现行利率的表态的确阻止了欧美股市进一步下挫。但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亚洲股市并没有随美联储表态止跌回稳，反而继续下行。这个现实也许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世界上并非只有格林斯潘一个人的发言才值得投资人字斟句酌。

　　“中国冲击波”

　　4月底的股市风波在韩国演变成一场风暴，汉城综合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下跌之后，韩国政府决定将定期举行的“经济事务应对会议”升级为每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召集人、财政经济部次官补朴炳元对《朝鲜日报》记者表示，会议的目的是“我们决心观察‘中国冲击波’是否会成为现实”。“中国冲击波”一词此后成为韩国媒体的流行语汇。韩国财政经济部次官金光琳也在电视上向公众呼吁：美国不会立即调高利率，而且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有利于韩国经济，希望机构投资者不要急于低价抛售股票。

　　东京股市同样萎靡不振，日经指数连续5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超过10%。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钢铁产业、建筑机械和海运公司的跌幅比大盘高出两倍以上。有鉴于此，日本工业情报社营业局等一些专业研究机构开始把目光聚集到预测中国经济增速上。中国经济增速评估一时充斥日本各大财经媒体。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把这股超出中国国界的冲击波归结为东亚生产网络已经初具规模。他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能实现新一轮经济复苏，最主要的原因是将工业生产所需的设备卖给中国大陆，以及在中国大陆建立生产基地，成就了本身的繁荣；南亚国家和澳大利亚则因为中国对大宗矿物的需求也跟着欣欣向荣。这份报告总结说，今天，东亚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紧密。

　　2003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幅达到创纪录的44%，以至于一向保守的产经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成了拉动日本经济回升的火车头。野村证券中国首席代表川田保说:韩国总统卢武铉来华访问时曾经提到一组数据，日本与中国建交3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而中韩建交10年，贸易总额已经达到570亿美元，这是没有先例的速度。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部研究员李光辉告诉记者，韩国外交通商部不久前发布消息，称今年第一季度中韩贸易额首度超过韩美贸易额，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位研究员说，人们应该重视这个东亚经济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亚洲引擎冒烟了吗

　　《纽约时报》财经专栏作家基恩.布拉德什向来主张冷静看待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但在这个五月，这位评论家也关注起中国的踩刹车的力度，认真讨论起利用利率手段还是限制货币供应量更有力，他当然知道自己的读者现在关心什么。

　　比布拉德什更坦率的是《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韦尔，他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著文称，如果追溯到1993年，中国经济热与不热，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但是过去两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进口量，过去两年中国的进口增长了1700亿美元。所以，中国的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问题这一次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它将影响到经济复苏和股市反弹完全依赖于对华出口的亚洲国家，还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一些跨国公司的经营和股票收入。

　　更为权威的关注来自美国财政部，5月11日，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约翰.泰勒出访东亚3国，他打破美国政府高官巡访亚洲的惯例，选择中国而非日本或韩国作为第一站。泰勒在与中国官员会谈之后，发表了正式声明，声明中提到，“我认为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正在快速成为美国更加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亚洲增长的引擎，同时，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对全球经济有更重要的影响。”

　　美方陪同人员透露，双方会谈的第一个话题是就交流对中国经济“过热”忧虑的看法。泰勒在声明中表示，双方努力去测量评估过热的程度，看是否有通货膨胀的可能，美方还表示希望理解政策制定者处理问题的方法。

　　在外交部供职的陈先生评价说，这个级别的美国官员不为具体事务，专门为了解中国宏观调控方面的政策到华访问，在以前是不多见的，美国官方一向对中国这方面的“内政”不感兴趣。泰勒到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次宏观调控的国际影响，美国人不能不从现实的立场出发，正视中国这个伙伴在经济意义上的作用。

　　另一视角看调控

　　日本野村证券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川田保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预测，日本证券市场会很快从这次震荡中恢复过来，他认为，日本经济体相当庞大,不会因为个别行业对中国的出口和服务受到影响。他举例说，目前看，钢铁行业和海运行业肯定要受到中国调控的影响。但是与韩国相比，日本经济的层次更多，它向世界提供各种档次和类别的消费品，中国经济越是稳健、可持续地发展下去，人们越是能够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福利，日本生产的电子、汽车等商品就越有市场。川田认为，根据他对中国的了解，这样的调控一般会带来长线利好。

　　《南华早报》驻北京观察员劳伦斯.布拉姆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他在一篇文章里强调，中国政府在很多场合坚持的都是，中国经济只是“部分过热”。他认为这个“部分过热”的判断经济学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因此，中国政府也不会采取一脚将刹车踩到底的常规做法。他估计中国会在尽量避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保持高速增长。这是与1993年调控有区别的地方。布拉姆提出的一个新颖观点是，中国社会吸收通货膨胀的能力加强了。他提出由于工人不再受制于国营企业的固定工资，民众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挣钱，商品供应丰富，因此主要商品价格的上涨不会对中国人产生10年前那样的影响，消费者能够从容应对不太严重的通货膨胀。

　　香港高盛公司分析师梁红对此轮宏观调控提出的两个观点更富新意，她总结出，对这次宏观调控，海外人士的关注多于国内民众；经济过热的表征出现在宏观，微观却几乎没有感觉。汇总数据显示货币投放超速，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却没有什么变化，1988年那样大包小包往家里搬东西的局面没有出现。这里面的问题或许是，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消费成了两个互无关系的循环，前一部分“热”起来只能让投资商、建筑商欣喜若狂，不能增进消费者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