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隽
●南阳市勇于探索的精神值得称道，但是如何才能让“绿色GDP”核算体系变得可行仍需努力
记者：有人说，“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指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
资源、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有人另有说法，那么究竟什么是“绿色GDP”？
马中：关于“绿色GDP”的含义，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但有两点是达成共识的：其一，“绿色GDP”是严格从环境和自然的角度来看GDP的，它是有助于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其二，“绿色GDP”关注的是可持续，这种可持续不仅是当代人利益的可持续，也是跨代人利益的可持续，即在代际之间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
当然，关注“绿色GDP”，不能只片面地强调它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关注，却把经济增长忽略掉，而是要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样的“绿色GDP”才是有意义的。
记者：据了解，我国已开始进行探索，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其间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和障碍？如何克服？
马中：实行“绿色GDP”，还是有一些现实的障碍亟待跨越的。比如，如何确定排污企业按照规定的排放量来排放；对于超量排放的企业，能否严格执法。如果说这些难题还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如何进行资源环境的核算至今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工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若干年内逐渐显现的，其成本要算到哪一年才合适？一个企业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环境影响可能不是在当地而是在异地显现，一场大风、一次降雨都可能改变环境污染的程度，这些不确定性怎样才能被确切地反映？南阳市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值得称道，但是如何才能让“绿色GDP”核算体系变得可行仍需努力。
若想变“绿色GDP”为现实，比较可行的方法有两个。首先，要依靠科学研究来摸清“家底”，这个“家底”是指环境容量，就是大气和水体当中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容纳污染排放而不产生环境恶化的后果。这个容量清楚之后，可以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这有助于政府规定排污上限，从而控制环境污染。
其次要通过明晰资源、环境的产权来确定资源、环境的价格。当土地权、林权、水权被确定后，随之而来的租用、买卖等交易行为就会使土地、树木、水等自然资源有了具体的价格。环境也一样，政府可以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通过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方式将其分配，并通过建立起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些权利能合法地买卖。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最终就可以确定环境的价格。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与市场化进程紧密相连。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资源市场和环境市场的逐渐形成，我们的GDP将越来越“绿”。
“绿色GDP”在国外
实施“绿色GDP”的国家有很多，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如法国、美国等。
挪威自1978年开始资源环境的核算。重点是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流动性资源(水力)、环境资源、土地、空气污染以及两类水污染物(氮和磷)。挪威建立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主要是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为“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墨西哥虽是发展中国家，也于1990年实行了“绿色GDP”。它将石油、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列入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再将这些自然资产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最后通过估价将各种自然资产的实物量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
(潘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