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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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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西安假彩票案的发生，对于在我国长期中断、恢复的历史只有短短不到10年的彩票业来说是一次严重的冲击与挑战，因为它动摇了彩票这个行业最根本的基础，即社会公信力。这个事件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这样来比较。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博彩业往往与黑社会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与追求戏剧化情节的电影不同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渗透到博彩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控制了博彩业的黑社会，一般也不敢这样肆意地搞欺诈。相反，如果黑社会中的个别成员如果为了个人的私利从事欺诈，将会受到黑社会的严厉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西安假彩票案中某些人所做的是黑社会都不敢做的事情。
规则、公信之于彩票(包括广义的博彩业)可以说是性命攸关的，这与彩票这个行业的特点有关。《大英百科全书》对包括彩票在内的博彩活动下的定义是：在意识到风险和希望获利的情况下，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赌注所进行的竞赛，其结果全凭机会决定。当彩票到市场中流通之后，彩票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但彩票这个商品与其他商品是不同的。比方，你买了一双假冒伪劣的鞋，如果是合格的鞋子本来可以穿一年，但这双劣质的鞋子只穿了一个月就坏了。这当然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但尽管如此，这鞋子毕竟还穿了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它多少还有一些使用价值，不过这使用价值打了折扣而已。而彩票则不同。彩票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它本身，就在于那一张本来不值一分钱的纸片本身所包含的规则、公信和机会本身。如果规则本身受到了破坏，公信力丧失了，这张纸片就一文不值。
这个事件正在引发人们对彩票业的不信任。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个事件则更进一步加重了我们这个社会信任尤其是公信的危机。
彩票业乃至更广义的博彩业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行业，而是存在于一个更广大的社会之中。借用经济社会学的语言，可以说它是镶嵌于社会之中。正因为如此，彩票业乃至更广义的博彩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反对者认为，博彩业实际上是赌博的合法化，会鼓励社会的投机心理，并带来种种的负面影响；而辩之者则认为，赌博是与人类的天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的历史上赌博活动往往是禁而不止。因此，历史提供给人们的启迪是，既然这种基于人类天性基础上的冲动无法彻底禁止，就只能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规范，使其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将其消极的后果限制在最低的程度。而且，制度化的博彩业还可以为社会公益事业筹集必要的资金。正因为如此，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公开而合法的博彩行业。
事实上，博彩行业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许多国家里，博彩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研究一下彩民的构成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自社会的中下阶层，属于中低收入者。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平均利润率已经形成而且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暴富的机会是相对有限的，特别是对于拥有资源较少的下层社会成员来说，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得发达的可能性就更是少而又少。而博彩业则会给人们提供一种特殊的生活预期：在短时间内发达起来。因此，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博彩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即通过社会成员对博彩活动的参与来塑造一种“伟大的梦想”。有人将其称之为社会发出的“只需付出1美元就可以获得改变生活机遇的信息”。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将参与博彩(特别是彩票)看作是“一种人们为实现梦想而采取的正常的、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手段”。在另一个方面，在制度化的博彩业中，社会信任特别是社会的公信力不仅不会受到破坏，甚至会在一定的意义上增进社会信任和公信力。因为在这个行业中，规则和公正性是立身的基础，处于一种相当神圣的地位。甚至在非法流行的私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人们知道参与博彩在总体上肯定是失大于得，但对于其中的具体环节，人们仍然是笃信不疑。但在一种视规则为儿戏、欺诈横行的情境中，博彩活动对人们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形。
在这个事件中，人们不能不产生的一个追问是：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有关部门对这次事件的原因认定是：体彩中心用人失察、监管不力、违规操作。但人们不禁还要问，真正的原因是“用人失察、监管不力”可以简单概括的吗？这个事件的关键之处是在于所谓的承包环节。而我们知道，在像彩票行业中这种一本万利的“承包”中，权钱交易往往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据有关的报道，在此之前，陕西省体彩部门就问题多多，中心几位负责人被相继撤职，其首任主任至今仍在出逃中。而作为承包人，也是这次事件关键人物的杨永明“之所以能以一个外地商人的身份成为陕西体彩的代理商，与体彩中心首任主任高直有直接关系”。当然对于这次事件的详细内情还在调查之中，但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能够对社会信任特别是社会公信力造成毁灭性影响的欺诈事件，往往是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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