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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都表现出了过热现象的某些症相。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年的GDP增长，虽然在第二季度受到了SARS的影响，但是全年仍然增长了9.1%。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4%，广义货币增长了19.6%。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界就发生了一场争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势判断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出现过热，不但不需要踩动刹车和采取任何紧缩性的宏观(总量)经济政策措施，相反应该用更充分的货币供应来支持更高的增长。
第二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货币过量供应，应该采取紧缩的政策。但持这种意见的人，多数并不主张采取非常强烈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是主张用一种谨慎的政策措施，使得货币供应逐渐地放慢，增长速度逐渐放慢，保证经济逐步降温，实现所谓软着陆。
第三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没有全面过热，只是在某些部门或某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业、冶金、建筑等出现了局部过热，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动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总量调控，而是运用加强项目审批制度等行政干预措施，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进行控制。
去年第一季度就有经济学家提出出现了过热的迹象，但那时第一种意见占有绝对优势；到了第三季度，提出第二种意见的经济学家开始多起来了，但是直到年底，多数决策部门还是倾向于第三种意见。这种情况到今年第一季度才发生了变化。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把去年的GDP增长数字由8.5%修改为9.1%。第一季度GDP增长9.7%，固定资产投资实际的增长是43%，广义货币的增长保持了19.1%的高水平。这给人十分明确的印象：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过热。
在此情况之下，决策部门和经济界就比较多地接受了第二种意见。在2月份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危险，他说今年的宏观经济稳定是一个关口，而且这次挑战可能比去年SARS时期所遇到的挑战还要严峻。随后央行采取了一系列较之去年更加坚定的货币政策措施，如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等，中央银行对银行贴现利率也采取了浮动的利率，这样就力求使得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实现软着陆。吴教授认为，从中国人民银行(PBOC)领导人的公开演讲看，央行似乎采取了这样一种做法：进行小步地微调，如果效果不明显就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吴教授对今年货币供应的形势和宏观经济是不是能够软着陆，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吴教授认为，不是采取控制宏观经济总量的手段，而是就一些部门采取手段来遏制这些部门的投资过热，由于会遇到一些地区和企业的抵抗和反对，效果不明显。即使可能使得经济降温，但是“一刀切”的办法会使成本太高，效率损失会太大。他认为主要应当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来控制社会总需求，使之与可能的供给总量相适应。至于结构问题，即有限的资源如何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主要是由市场去决定。这样做可能效果更好。
而从长期来看，出现过热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效率太低。吴教授使用了“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量”的指标来反映中国当前的投资效率。经济学界公认，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投资效率太差。1997年危机发生以前，投资率很高，但是投资效率很差。发达的国家、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家只有1至2倍。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的ICOR达到5倍之高，即要增加1块钱的GDP，需要增加5块钱的资本。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ICOR在5倍以上。改革开放以后有所改善，到了1992年降到最低的水平，约在2倍左右，1996年以后持续地上升，最近几年的水平是5倍到7倍，用大量的产出来投资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前年中国的全部投资占了GDP的42%，去年大概占45%左右；而美国一般是10%，印度近年来达到了跟中国相当的增长率，但是去年只用了24%左右的GDP来投资。印度的ICOR只是2倍到3倍。中国这样一个高投入、靠拼资源维持的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增长质量很差，而且很难长期持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更不可能长期支撑这样低效率的增长。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要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最根本的措施则是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重点是银行系统的改革；另一个重点是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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