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财长特使斯佩尔特北京“上班”？

　　本报记者 何华峰 香港报道

　　每周到北京“上班”

　　结缘中国30年后，57岁的美国人珀尔.斯佩尔特(Paul W.Speltz)第一次成为中国媒体聚焦的对象。

　　5月10日，一头杂乱的灰发、衣着随意的斯佩尔特出现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道：“你将什么时候再来中国？”斯佩尔特以貌似玩笑的语气说，“我下周、下下周还会来北京。”

　　这样的亮相方式，让聚集在北京的金融界人士及海内外媒体对这个“自称是中国通的家伙”产生了初步好感，有人甚至认为斯佩尔特很快将会以“上班”的姿态与北京的金融官员打成一片。

　　斯佩尔特暂时的可爱或是以后的可憎，在一段时期将吸引全球眼球，因为他在几天前刚获得了一个新的头衔——美国财长斯诺派往中国的高级经济事务特使。

　　斯佩尔特的亮相日期是经特别选择的。5月10日，美国分管国际事务的副财长约翰.泰勒?JohnTaylor?访问北京，在为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斯佩尔特站在副财长的身边，显得有些刻意低调。

　　斯佩尔特带来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可能会对美国所期待的中国未来的汇率政策调整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面对敏感提问，他只说，“中国已经是美国的一个大的?而且正在增长的贸易伙伴，我们理解双方的金融体系如果互动、适应和竞争，对双方都至关重要”。

　　斯佩尔特只是背诵了美国财政部给他的标准答案。4月14日，在刊发了他的正式任命消息的美国财政部的新闻稿中，引述的正是相同措辞。

　　斯诺过于乐观吗？

　　在美国副财长泰勒5月10～11日访问北京之前，斯佩尔特已在北京逗留多日。这些天他的行程一直处保密阶段。与泰勒会合后，他们去拜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

　　泰勒和斯佩尔特的北京使命，美国财长斯诺在4月28日就提前对外披露过，斯诺称之为“是美国敦促中国采取更灵活汇率制度的整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去年开始，人民币汇率一再被提到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及外交重点关注的议题中。布什政府与中国政府的每次高层会议，人民币汇率会放入必谈的回合当中。虽然美国国内时有要求制裁中国的声音出现，但是，布什政府还是意识到，与中国合作是最好的方式，而中国也乐见这种态度。

　　去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在泰国曼谷会晤时，胡锦涛提请美国和中国组成专家小组，讨论人民币问题。去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美时，也与布什探讨过这一问题。此后，美国财长斯诺在访华时，将此事列入最重要议题。

　　而任命斯佩尔特为“特使”，正是美国这一整体计划的最新一环，他的作用是将“日常性地落实此事”。

　　“布什政府积极参与推动与中国的这些政策，我与中国经济官员在华盛顿和北京都进行了大量的会议和商讨。我们的结果是要建立中美技术合作小组，这个项目特别有助于中国迈向一个基于市场的汇率机制”，斯诺的表态被看作显得有些过于乐观，他还说，“而且，我最近任命斯佩尔特大使作为我的北京特使，维持经常性的参与这一事务。与此前的事务相适应，斯佩尔特大使和副财长约翰泰勒将继续这一讨论”。

　　斯佩尔特能扮演好这个历史性的角色吗？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政治系教授李成说，设立特使反映一个总体的趋势，即中国正在替代日本变成亚洲的主要经济体，未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财政关系将变得更加重要。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刘利刚，此前是亚洲开发银行在东京的高级经济学家，曾在东京与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美国执行董事的斯佩尔特见过面。刘称，任命斯佩尔特出任这一新设的职位，是实施协调中美的汇率相关协议的第一步。这一职位也可以告诉美国公众，现有的政府对中国的汇率问题是严肃的，有助于平和总统选举年“布什政府对中国不够强硬”的批评。

　　有接近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人士称，有机构从2001年起就开始研究改用一揽子货币，但感到实施的难度较大，“时机尚未成熟”。此信息对斯佩尔特是否构成一个结论，还没有到讨论阶段。

　　斯佩尔特隐秘关系

　　5月12日，美国副财长泰勒离开北京，去日本访问。

　　斯佩尔特并未随同前往，而是去了亚洲其它国家，继续履行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美国执行董事的职责。

　　现在，斯佩尔特要同时打两份工，但似乎两者正好互补。

　　2002年下半年，获布什总统委任为美国驻亚洲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后，斯佩尔特与其太太把家搬到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马尼拉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总部所在地，亚洲开发银行有63个成员，美国和日本是最大的两个股东。

　　据香港金融界人士介绍，斯佩尔特在亚洲的丰富经历、与北京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帮助他获得了“特使”这个职位。

　　斯诺曾对斯佩尔特大加赞扬：“斯佩尔特大使在中国有30年的经验，其间，他领导了一家帮助美国企业出口商品到亚洲的小型美国商业机构；作为一家主要国际银行集团的管理者，他有第一手的经验，理解中国履行WTO承诺、市场准入和货币政策对美国小企业的影响。”

　　美副财长泰勒也不惜溢美之辞：斯佩尔特在亚洲的长期经历和在ADB的工作是重要资产，“斯佩尔特被证明是一个强烈有效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政策维护者”，“新的职责与现有的职责是互补的，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注意力”。

　　仅从履历表上看，斯佩尔特的确是“重要特使”的完美人选。

　　1969年，斯佩尔特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读完本科后，在一家日本贸易和咨询公司任职；其间于1972年，获得母校的MBA学位；从1972年起，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同中国的贸易；1981年，他在北京创办了ATC International公司，该公司主要帮助美国企业评估投资、获得执照、开设合资企业，形似一个帮美国公司在中国和其它的亚洲国家建立商业关系的中介机构；1985年，斯佩尔特和其它所有人将公司卖给了花旗银行，他继续担任总裁，并从香港管理该机构在美国、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办事处。

　　他的公司后来与在华盛顿的WJS公司合并，重点转向专做前苏联、东欧与美国的贸易。在那里，斯佩尔特将基于中国的贸易行为扩展到整个亚洲，如鱼得水，并迅速拓入澳大利亚业务。

　　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后，1986年斯佩尔特参与组建了北京的国际商会，并担任总裁，直至1989年。这段经历让他在北京积累了广泛的人脉。

　　更为显赫的是，斯佩尔特一直与美国政府层保持亲密的联系。从1978～1992年，在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时代，斯佩尔特皆是中美事务的高级顾问。

　　美国财政部新闻稿对斯佩尔特评价颇有深意：“斯佩尔特将是中国财经事务的技术专家。”

　　新的参考意见？

　　今后，斯佩尔特将不断地往返于马尼拉与北京之间。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斯佩尔特说，下周一(5月17日)就会来北京。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政治系教授李成说，“我们应当更多关注斯佩尔特与中国方面的互动怎样进展。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应当知道中美的关系是有多方面的，总是受总体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货币事务的争歧应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来看。”

　　美国政府智囊机构国际经济研究院(IIE)中国问题专家拉迪(Nicholas R. Lardy)说，在我的脑海中，真正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或让中国更有意愿听从美国财政部的建议，消除或大大减少资本限制，实质性地浮动货币。我想更明智的做法是，让中国保留资本项目管制一些短期时间，并将货币重新定值15%～25%，将货币与一揽子挂钩，再设定一个较宽的浮动幅度，这将帮助中国减少国际支付的不平衡，减少现已过度的总体需求。货币重新定值后，中国政府将加强银行体系，并准备逐渐减少资本项目控制，引入有管理的浮动。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副教授刘利刚则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有助于中美更紧密的经济合作。这也显示，中美经济对话将变得制度化，所以能避免无谓的误解。更紧密的对话在一些有争议的经济问题上，将提高信任和减少摩擦，因而提高政策的协调。这样的政府建议和“人事任命”，比单纯地从华盛顿单方面地叫中国做这做那要好得多。汇率事务显示，单边的行动从来无效的，因为中国从不屈服于压力。

　　人民币汇率“中美大事记”：

　　2003年6月18日，美财长斯诺称，中国政府应实行更灵活的市场化汇率制度。

　　同年8月5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会见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鲁宾、候任首席执行官普林斯时重申，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10月，在泰国曼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布什总统，并宣布由一项与汇率相关的金融事项的技术合作协议。

　　10月30日，美国财长斯诺指出，虽然中国采用人民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但并未达到《1988年综合贸易法》确定的“操纵货币”的标准。

　　2004年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访美，会见美财长斯诺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4月14日，美财长斯诺任命美国驻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斯佩尔特为中国经济与金融特使，负责促使中国采灵活汇率制度事宜。

　　4月20，中国国家副总理吴仪率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随访。

　　5月10～11日，美国分管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泰勒访问北京，与新任财政部特使斯佩尔特拜访中国高级官员，敦促中国采更灵活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