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谁在抵制宏观调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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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见习记者 刘建辉

　　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缺乏完善的传导机制，而传统的行政手段又会遭到地方政府的规避和抵制。要降低投资热情，又不能伤害经济健康，每一次的宏观调控都没有避开这一两难局面——这一次依然没有避开。

　　似乎是2003年的SARS压抑了太多的热情和能量，SARS过后的投资热潮几乎是喷薄而出。2003年中国全年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118亿元，比上年猛增26.7%。今年1月和2月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又飙升53%。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说法，从投资领域看，房地产开发、钢铁、电力、城建、化工等五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额占全社会的58.8%，而这些都是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行业，以往发展迅猛的集体企业和其他形式企业的利润增长却显得相对滞后。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投资增长所占比重最大的五个行业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头两个月新增利润最多的五个行业高度重合，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投资的增长。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专家的分析，中国增长的3／4来自资本积聚，而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生产率要素在1995年到1999年每年只增长了2%。

　　很明显，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老问题没有解决。而这一局面又部分地肇因于一个事实：中央政府部门一直找不到一种既能有效抑制投资冲动、又不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手段。

　　经济手段的乏力

　　房地产、钢铁等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最近几年来在飞速发展。要抑制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长势头，有关部门似乎一直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

　　房地产业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几乎完全是银行信贷支撑的结果，无论是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性贷款、土地储备贷款还是个人住房消费贷款，都是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把银行信贷资金集中到了房地产业，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发展研究室主任易宪容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是，在这一人所共知的背景下，偏偏央行收缩房地产业信贷的手段却显得十分乏力。

　　央行去年出台“121号文件”，试图对银行信贷格局有所调整，实际效果却很不理想。文件出台后，2003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同比上升了21.10%(而2002年为16.90%，2001年为13.03%)。

　　为给经济降温，去年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高到7%，但紧缩效果不彰。上个月央行又宣布从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资本金不充足的银行，强制性地将0.5%的资金充足到准备金中。同时决定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从3月25日起，对期限在1年以内、用于金融机构头寸调节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各档次再贷款利率，在现行再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0.63个百分点。

　　但问题依然是：这些手段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经济》记者采访到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研究员虽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出乐观的态度，但却又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由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宏观调控在总体趋势上将越来越倚重经济手段，但由于体制转轨尚未完成，计划经济在一些行业内的惯性依然强大，行政手段现阶段仍将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其实，几乎没有人不同意，纯粹的经济手段在市场传导机制仍很不完善的中国见效很慢，而行政手段则可以利用它的强制性迅速见效——如果不考虑它对经济健康的负面影响的话。应该说，纯粹的经济手段在中国是很少见的，任何经济手段的背后都会有一只或者几只行政大手在推波助澜。王广谦教授认为，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对信贷市场不会有大的直接影响。

　　当然王广谦教授也认为，政策背后的“信号作用”是巨大的，货币紧缩的信号会直接影响到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认为，差别准备金率的实施将限制资产质量不良的银行继续实施粗放贷款，虽然这一政策的效果要在较长期内才能显示出来。

　　谁愿意动用行政手段？

　　中央对宏观形势的控制，行业上叫“条条”，地方上叫“块块”。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条条”上的调控往往较多着眼于经济手段，而对“块块”，行政手段的作用则受到更多重视。

　　但“块块”上的事情也不好办。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增长率为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换句话说，本轮投资浪潮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导掀起的。

　　当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抑制投资热情时，暂且假定地方政府能启用有效的行政手段来落实中央的意图，却有另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难以解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积极性来执行中央的政策吗？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教授在接受《经济》记者的专访时指出，地方政府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和中央统一思想认识的，相反，地方上往往具有“舍大家顾小家”的倾向。

　　在中央和部分地方的现实关系中，“令行禁止，言出如山”不是常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是常态。对于国家的政策，各地在执行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规避行为，因为各地都有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压力。这些规避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一些政策效果。

　　“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也可以理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如是说。地方政府大多清楚哪些项目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只是他们很难把这些项目放到行业以及国家的大环境中去考虑，同时，任职的期限也加剧了他们的短期行为。

　　一位吉林的官员向记者透露，中央政府部门的政策文件有时也不尽合理，居庙堂之高者对于地方上的具体情况很难做到全面地把握。所以对于某些政策，地方政府不得不想办法迂回周旋。“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已经上马的或者在计划之中的项目，想停非常难。”这种投资惯性的存在使得对投资过热控制的周期被延长了。

　　在《经济》的实地调查中(参见本期《云南投资热潮汹涌》一文)，地方政府从微观角度为地方投资项目辩护、为自己规避中央政策的行为辩护似乎总是不乏理由。但是，“在足球看台上，一个人站起来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是微观问题；所有人都站起来则所有人都看不清楚了，这是宏观问题”，地方政府官员们对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莫迪利阿尼的这句话肯定是没有什么知觉的。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专家王元京认为，由于此次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尽管他们可能没有直接出资，但有土地做抵押，或者有其他担保的形式，因此，目前的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不仅意味着一种金融风险，也可能带来地方财政风险，地方财政风险甚至可能超过银行的信贷风险。

　　逼仄的政策空间

　　不得不承认一些国际研究机构的眼光是十分敏锐的。世界银行4月20日发自于华盛顿的简报称：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抑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努力“由于缺少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以及经济管理责任分散，所受到的挑战是严峻的”。

　　但是宏观过热的问题必须解决。有专家指出，近期出现的高投资增长率，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在恶化。这种观点近来较多地得到学界和官方的认可。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中国每一次经济的大起大落，都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密切相关。”固定资产投资过猛，既加剧了煤、电、油供求关系紧张，也影响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看，投资的增速比消费快近44个百分点，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从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了2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了78.6%。这种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必将加剧产业结构的扭曲。”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专家郭克莎指出，过分依赖于一个方面推动力的经济增长太快，超过了潜在增长率，会导致增长质量的下降。根据对我国1990年代初相关数据的研究，总体上看，政府投资每增长1%，应当能使GDP增长达到0.8%左右。但是，在2003年，投资每增长1%所带来的GDP增长却只有0.4%左右。

　　由于中国资金-资本市场的不健全，投资增长过快还会引发和加剧金融风险。王元京表示，本来，银行、债券、股市应该分别作为企业短期、中期、长期融资的三种方式，其中银行的作用应体现在企业短期融资服务方面，特别是以解决流动资金为主。但是，现在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代替了公开市场的融资职能，显然，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非常大，可能产生新的大量坏账。

　　过度投资引发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也是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著名投行摩根史坦利对中国经济的忧虑。摩根史坦利首席分析师罗奇认为，信贷泡沫及通货膨胀的存在促使中国经济必须减速以换得持久地平稳发展。

　　然而，抑制投资过热却并不是一个国家唯一需要达到的目标。陈东琪强调，国家固然需要对过热的经济进行降温，但也要确保降温是一个软着陆的过程而不是硬着陆。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思的观点与陈东琪遥相呼应：“本地区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来自中国的增速放慢，而是来自硬着陆，要避免硬着陆需要技巧和协调的政策制定。”

　　既要在手段匮乏的情况下把过高的投资增幅降下来，又要避免“硬着陆”对经济健康的伤害，这几乎是一种两难。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部门将在一个逼仄的政策空间中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