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遭遇阻碍

　　民企进军重化工的热潮，引发了政府的担心。

　　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从企业的技术标准、生产规模、环保要求、结构布局进行调控，而没有必要进行总量控制，“中国需要多少钢”的问题应由市场说了算。

　　民企进军重化工的热潮，引发了政府的担心。不久前，发改委宣布，原则上不再批 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确有必要的，必须按照规定的准入条件，经过充分论证和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审批。

　　发改委同时规定，除淘汰自焙槽生产能力置换项目和环保改造项目外，原则上不再审批扩大电解铝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

　　而目前正在制定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也充满了对民企的不利条件。参与该政策制定的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杨德泽表示，该产业政策原来计划从总体上限制规模，对百万吨级以下的小项目叫停，但现在改变为“原则上不再新批项目”，并由各地投资管理、外贸、环保、土地、银行等部门多头堵截，其中主要是在信贷方面予以限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士透露，产业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主要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大型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刘本仁表示，中国钢铁业的问题在于产品结构，产业政策主要会对那些依赖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产生影响，对于武钢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影响不大。

　　“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认为，总量控制应由市场来完成，当产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价格下降，供求就会趋于均衡。如果由政府进行总量控制，由于政府掌握信息有限、不承担亏损责任，常常会损害市场机制和企业经营自主权，结果是弊大于利。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从企业的技术标准、生产规模、环保要求、结构布局进行调控，而没有必要进行总量控制，“中国需要多少钢”的问题应由市场说了算。

　　事实上，政府对总量的控制已在某些领域暴露出弊端。2003年中国出现的电荒，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在1995—1998年，中国实现了发电增长1亿千瓦的世界最快速度，而1998年实际电力需求增长仅为1%。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做出了“电力供应短缺宣告结束，出现电力工业相对过剩”的判断。1998年，政府开始通过审批权来限制电力投资。业内人士直言：“五年没有审批燃煤新电厂，由于计划部门的失误，造成我国大部分地区缺电，给国民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前车之鉴的阴云尚未散去，发改委新的限制竞争的措施再次出台。2月1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发布了《电力建设项目公告》。公告中的一句话耐人寻味：“请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各级电网企业，按国家规划电站项目安排有关工作，优先保证国家规划内项目的正常开展。”

　　“你可以看看发改委批准的电源项目，投资主体最多的就是五大发电集团，其次是地方政府资本，然后是外资，民营资本一个也没有。”南京一个申请电厂两年而不得的民营企业说。

　　对限制民企进入的做法，发改委能源局电力处梁波强调，集中开工带来的必然是集中投产，会在几年内形成新的暂时的富余状况，大起大落损害的是所有市场主体的利益。

　　重化工需要产业集中，但是，“产业聚集不能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而要通过市场竞争形成。”李佐军说。改革的经验也证明，一旦政府的计划失误，所造成的浪费更大、损失更重。而在一个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市场中，单一企业的失误更易于纠正。

　　除了对总量的控制，政府在重化工行业中的计划经济思维，还突出表现在“价格控制”上。其典型莫过于行政定价造成的电煤价格死结。

　　我国煤炭市场在1993年放开后，因为计划电煤的存在，长期存在着两套价格体系，一套是电煤价格，一套是其他行业用煤的市场价格。在电煤方面，又存在着计划内电煤价格和计划外电煤价格两种。和其他行业用煤价格相比，电煤价格最低。有业内人士甚至计算出，在1993年放开煤炭价格以来的11年间，煤炭行业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328亿元。

　　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积聚，让2003年度的电煤订货会不欢而散：电力2003年安排的统配煤(及国家计划安排的购煤)合同在2.6亿吨左右，而直至会议闭幕，也只签订了近40%，即9200万吨。于是，“存煤告急、停机待煤”的现象在河南、湖南的电厂屡屡上演，煤电不足成为2003年各地拉闸限电的主要理由。

　　“除了政府宏观规划的不合理外，价格控制也是导致去年电荒的重要原因之一。”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目前的煤、电是一个畸形的价格体系，一方面是已经市场化的煤价，随时处在变动中；另一个终端却是由政府严格监管的电价，轻易动不得。

　　“这是中国目前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大谈市场经济的今天，只有产业中、下游实现了市场化，而在与国民经济关系最紧密的上游产业——重化工业——中，还实行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说。

　　重化工业的计划经济思维，最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电信业、铁路、航空、航天工业及其他行业。在这些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某些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等。

　　李书福在生产轿车4年后，才拿到了生产许可证的故事，已经成为民企版的“夸父追日”。

　　1996年，李书福用玻璃钢造出了自己的“奔驰”；为了拿到生产许可证，1997年，吉利投资几千万，与一家国企合资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2001年7月，吉利又拿出2400万元，与江南机器厂合资成立了江南吉利汽车公司。

　　但即便是这样，民企造汽车仍然“被人当成犯罪一样，好像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李书福说，“1998年，第一批车下线，我搞了一个下线仪式，亲自去请了一些官员，结果除了浙江省的陈副省长来了外，其他官员一个也没有来，他们都害怕，认为我们是在犯罪。”

　　1999年，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视察吉利的时候，李书福曾要求：“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大众在上海的投资累计46亿，而我只需要26亿就可以造很好的轿车，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资金民营企业自负。”

　　可是，为民企造汽车开绿灯，当时还没有这个先例。面对重重障碍，李书福喊得最多的是“中国人自己出钱怎么就不能造汽车了呢”？

　　“这种垄断的后果极为可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失去了发展国有品牌轿车的最好时机。”业内人士认为，正是由于轿车行业由国企垄断，没有民企参与竞争，最终导致了国有轿车行业的羸弱。两个很好的佐证是，国有品牌普遍认知度不高，中国汽车市场90%的份额被跨国公司蚕食；另一方面，李书福进入汽车业后，到现在共三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另一家民营企业拿到轿车生产目录。

　　和轿车一样，房地产也是重化工时代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在房地产行业，尽管表面竞争激烈，但在激烈竞争的表象下的，却是事实上的不充分竞争。

　　业内人士以北京为例，尽管SOHO中国、万通、今典等为代表的民企十分活跃，但京城地产界真正的巨无霸，却是以北京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北京住宅建设开发总公司等为代表的国营房地产公司。他们以自身的国有背景，帮助政府完成了很多危改项目，政府因此在土地资源上对其多有优待作为回报，最后形成了令其他发展商艳羡的土地储备。由于便宜的土地获得方式，国营房地产公司获得巨大收益，并因此在北京的房地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京城房地产业的走势，也使其有更强大的与政府谈判能力。

　　今年北京新出台的4号令，虽然堵住了33号文留下的4个协议出让土地的口子，全部改为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在土地交易市场公开进行。“但实际上，前一段时间(33号文以后)北京市通过协议出让的面积多达1亿平方米，同时出现大量腐败。”业内人士指出，北京较好地段的土地大多名花有主。

　　为了找到土地，阳光100不得不在地产网站上大做广告。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范小冲表示，发布广告寻地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此前公司花费两年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土地。“政府手中也没有土地，我们找政府也没什么用，”范小冲说。北京大多数土地都被有各种关系的企业私下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拿走了，而起源于外地的阳光100虽已将总部搬到北京，但公司业务专注于开发、盖房，“拿地不是我们的长处。”范小冲说，公司内部甚至没有设置其他大多数房地产公司都有的专门负责拿地的人员。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土地，阳光100开发的节奏被大大延缓。

　　“相关部门对民企进入重化工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垄断。”一位关注中国经济的学者认为，垄断和行政干预造成的高额利润，最终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并以牺牲整个重化工业的前进活力为最终代价。

　　“我国的产业行政垄断造成了极高的制度成本，无论从效率角度还是从公平出发，打破产业的行政垄断是非常必要的。”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志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