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推动前进

　　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世界各国的教训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示出，政府过多地干预，常常扼杀民间非凡的创造力，使得经济没有效率和活力。”吴敬琏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对“国退民进”理由的最佳阐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阻制民企进入重化工并创造更多的财富呢？

　　其实，回顾国企与民企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进退”，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企进 入重化工的深层次意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只拥有一种企业：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通过对企业产权的完全控制，政府左右了国家的经济生活。

　　但国企与生俱来的效率低下、政企不分的弊病，注定不能完成中国富裕、强大的历史使命：从1957年起，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已停滞。1978年，占总人口数28%的2亿7千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大大低于1952年平均4.3平方米的水平。消费品严重短缺，从主食品、副食品到日用必需品，如布料、燃料、鞋子、肥皂、火柴、卫生纸等，都是凭票、凭证定额分配。

　　滥觞于1978年的改革，则是民企不断冲破限制、与国企进行竞争，并最终极大丰富了民众生活的过程：有资料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增产值的70%左右是由民间投资创造的。目前我国的食品、造纸和印刷行业产值的70%以上，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业产值的80%以上，木材和家具行业产值的90%以上，都是由民间投资创造的。我国目前出口的许多大宗商品，如服装、玩具、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等，基本上也是由民间投资生产的。

　　“截至2000年底，我国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到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达到了57%。”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介绍说。

　　民间力量一旦激发，其迸发的活力就不容人小觑；刘氏三兄弟、鲁冠球、郭广昌、王传福等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已成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大旗。

　　然而，进入重化工时代，能否让民企进入牵涉到国计民生甚至是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一位业界人士分析，民企的竞争力和效率远超国企，在上游工业的竞争可能会导致这些大型国企的衰落，遗留问题会相当棘手。另外一个问题是重化工业的上游已经触及了国家资源，这些资源应该怎样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被这些民企掌握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两个原因，可能是导致发改委多次出台政策，限制民企进入重化工行业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这个困扰着中国政府的问题，也曾在几十年前困扰过西方发达国家。

　　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大萧条使西方政府的地位逐步上升，并将其领域一步步延伸到曾属于市场的领域。支撑这一做法的信念是：市场导致了无节制、随时可能会失灵、有太多的需求和服务市场无法提供等等。在英、法、意等国家，电力、石油、通讯等企业被收归国有(美国采用了经济管制的方法)，其最终目的是确保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战略部门——重要的工业和企业。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曾经在经济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国有企业渐渐暗淡。协调变成了笨拙的控制；资源配置变成了扭曲；政治干预变成了国有企业的慢性病。它们僵化，效率低下，由于在国内市场享有垄断地位或是对某种基本资源享有专有使用权，它们不必进行创新，也不必对来自消费者的信息作出反馈。

　　1979年，撒切尔夫人宣称：“英国经济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垄断的国有化企业和垄断的工会。”撒切尔夫人的宣战，拉开了西方国家对掌握国家资源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1982和1983年，英国政府出售了自己持有的北海石油和天然气的股票，1984年又向公众出售了超过50%的英国电讯股票，随后进行改革的还有英国煤气公司、英国宇航公司和英国钢铁公司等。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非常类似于今天的中国)。例如，如果把像石油这样的“战略”资产私有化，如何才能确保它们不落到外国人的手中呢？英国提出了“黄金股份”——“一种在私有化之后将由政府持有、并使政府能够阻止公司的控制权落到不适当的人手中的特别股份。”

　　撒切尔的强硬也带来了改革的阵痛。在改造国企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失业率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但事实证明，失业的增加是暂时的。到了90年代末，英国的失业率比欧洲大陆低得多。

　　“政府并不比市场知道得更多。”撒切尔夫人认为：“政府的任务，首先是保持健康的财政；其次，是确立适当的法律基础，使企业、商业、服务业和政府都能繁荣兴旺；第三是国防和教育。第四是提供机会；第五是安全网。”

　　“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世界各国的教训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示出，政府过多地干预，常常扼杀民间非凡的创造力，使得经济没有效率和活力。”吴敬琏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对“国退民进”理由的最佳阐释。尤其是，当我们已经看到民企在轻小集加领域的活力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益处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阻制民企进入重化工并创造更多的财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