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未富民先老--一个基层民政局长的26年

　　本报记者 郑良中 陈华

　　上海报道

　　4月27日，上海市卢湾区鲁班路499号。

　　在数个一人高的花篮映衬下，这栋楼的底层一片喜气洋洋。眼睛半盲的杨文景中气十足：“今天，绿城餐饮公司开张了。”

　　杨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印有“绿城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头衔，他的另一种身份是上海市绿色港湾福利院院长。福利院是他的“主业”，而办“三产”则要说起另一个人。

　　两年前，杨文景办的一家养老院遇到拆迁不得不关闭。几番辗转，杨结识了徐大威。徐帮忙找到这栋被抵债招租的楼，6000多平方米，一年只要100万元租金。

　　杨租下这栋六层大楼，签约10年，并摆了258张床位。徐大威建议“出租底层门面回收成本”，于是，底楼1500平方米门面出租后，每年可收得房租60万元，余下的40万元由绿色港湾福利院自己“挑”。绿城餐饮公司因此诞生。

　　这位乐于帮忙出点子的徐大威现年55岁，两年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卢湾区民政局副局长，如今徐调任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金色港湾”试验

　　徐大威在上海民政系统是个知名人物。在社会福利这一块，他始终是探索者，“如果说社会保障是雪中送炭，社会福利应该是锦上添花”。

　　在黑龙江农场度过了10年知青生活后，徐大威于1978年回到上海，进入街道办事处从事民政管理工作。从此，他与福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位退休的三轮车夫，双脚腐烂不能行走，一碗红烧肉他吃了一星期，等到徐大威去探望的时候，发现肉已经长了1寸长的绿毛。还有一位姓张的老人，瘫痪在床三年，居住在终日不见阳光的破屋楼梯下，老人含着泪对徐大威说，只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洗澡，一个是看看明媚的天空。

　　起先是油然而生的同情感，而后是一种责任感，街道社区工作让徐大威感触良多。他说，当时办公经费少，于是他办起了打浦福利装订厂，解决了200多名残疾人的就业。同时，他从福利装订厂拿出部分赢利，在1985年创办了卢湾区第一家敬老院。

　　当时，孤寡老人“以为养老院是集中营，进去是往死里送”，怕得不得了，宁愿死在家里也不进敬老院。徐大威和他的同事敲锣打鼓，用轮椅车把老人们接进去。

　　1995年，徐大威调任区民政局副局长后，成立以老年人为关注重点的市民求助中心。这家中心被设计成全天候服务的综合性社工中心，分门别类地设立了8个援助中心。“不能做到100%的解决，但要做到100%的满意，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徐大威说。

　　事实上，绿色港湾福利院并不是徐大威进行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阵地，“金色港湾”才是。

　　“金色港湾”原址是一个电子元器厂，为以前的飞跃电视机厂做配件。后来，该厂40多名职工下岗，厂长前来求助，想卖掉厂房养人。徐大威提出，开办养老院来解决下岗职工出路，“当时我名字都想好了，金色代表老年人，港湾是安全地带的意思”。

　　1998年开张后，“金色港湾”突破了传统养老院模式。首先，体制不是事业单位，40多位职工先下岗、再上岗，干得好有饭吃，干得不好将被解雇。其次，在管理模式上，用底薪加绩效工资的办法建立激励机制，并大力招收下岗职工和外来工，降低人力成本。如今，“金色港湾”有了325张床位，“现在老人进去要走后门了”。

　　从事社会学考察的广东商学院谢泽宪教授评价说，金色港湾的实践为中国城市福利社会化的走向以及政策改革提供了范例。

　　经徐大威之手，银色、绿色和蓝色等几个“港湾”纷至沓来。

　　“银色港湾”代表着一种新型合伙模式。上海制球厂因为转产，厂房空关了十年，三位厂里的下岗工人向厂里申请了承包。1999年，在徐大威的说服下，三人放弃了做二房东的出租念头，转过来成立银色港湾福利院。

　　“按照政策，区里给3500元，市里给1500元，加起来每个床位资助5000元。但因为财力限制，政府按照200个床位数量，资助了银色港湾100万。”徐大威说，同时，“银色港湾”与政府签约，10年内不得改变福利院的性质。

　　经过一期和二期的摸索，银色港湾福利院已经发展有225个床位，闵行一家养老院还委托给他们管理。

　　“扶上马，送一程。政府应该起这个作用。”徐大威说。

　　福利、商业及个人利益

　　无论从体制上还是管理上，徐大威的策划处处透露出市场运作的影子。

　　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凡认为，政府官员就应该像徐大威这样干实事，为福利事业做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但某些人认为徐的模式是“店面关掉，住老人”。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一个官员表示，在上海155个民办养老机构中，办福利院同时办三产的并不在少数。一些人质疑，这样做是否借“福利”之名而行“商业”赢利之事。

　　开办绿色港湾福利院的杨文景不服气，“办我这个同等规模的养老院，政府起码投入5000万，而现在我们采用租借的方式，省去基建投资，380万就办起来了。”上海办福利院的单床成本一般为20万元，杨的福利院有258张床。

　　“上海人口老龄化，床位需求巨大，但政府无力全部承担。”徐大威表示。1998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放开投资主体，民间资本此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但到2003年年底，上海养老床位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是1.5%，还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5%～7%的标准。

　　张凡指出，政府的福利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不是意味着民间力量办院，政府就撒手不管了呢？

　　“办养老院，压力全部在企业，亏损就只能关掉。办三产是依托，通过它就能维持养老机构的正常运转。”杨文景说，如果不办三产，绿色港湾每个老人要分摊近200元的房租(258人计)，“老人们就不愿意来了”。

　　“目前，政府在开办上对我有资助，但在运营上只限于对孤老发每月100元的补贴，是不是也拉他们一把？”杨文景说，“比如说从100元补贴的标准上升到150元。”

　　张凡认为，社会福利是对弱势群体的辅助和支持，不具备构成市场化的要素。政府不直接投资福利院，但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支持民间资本办福利机构，以尽到责任。

　　见到记者的时候，徐大威刚拖着一大箱的老年活动器材回来。一种长期繁忙的疲惫，在他脸上悄悄呈现。

　　因为某些人事原因，2003年徐被调任卢湾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几个港湾我都给以100万、200万的支持，有人想，现在是市场经济，不拿回扣才怪呢？”徐大威无奈地说。

　　“我为什么要支持民间力量呢？”徐大威说，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办养老事业，不仅政府负担重，管理也难以有效率，“叫我去当院长，我也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