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十元医疗保费的追问

　　本报记者 程必忠

　　特约记者 李华

　　江津报道

　　10块钱能做什么？

　　这是重庆市部分农民对已经开始推进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追问。

　　重庆市卫生局一官员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由政府出资20元、农民出资10元为农民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看病即可像城里人那样报销。

　　该官员透露，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重庆市试点的6个区市县，已有110万农民参加合作医疗。

　　但是，江津市慈云镇分管卫生的武装部长刘明祥说：“要动员农民出资10元参保，比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和当年向农民推广杂交水稻技术还难。”

　　政府出钱出力，帮助农民构筑新型合作医疗，本应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拥护，可为什么合作医疗的推进又如此艰难？农民为什么不领情？

　　出10元很难？

　　江津市是重庆渝西经济走廊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一个板块，有100万农业人口，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在2000多元。基于此，江津成为重庆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一块“试验田”。

　　按照重庆市的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由三部分构成：中央财政转移支付10元，地方财政支付10元，农民自己出资10元。农民加入合作医疗后，医疗所产生的费用最高可以报销6000元。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补偿范围由两大块组成：大额住院医药费用和门诊医药费用。大额医院住院费用补偿方案实行起付线、分段补偿和补偿累计限额(起付标线内和超出限额的医药费用由病人自付)。门诊医药费全年每人累计补偿限额为30元。

　　江津确定在经济条件靠前的先锋、夹滩、李市、慈云、龙华、龙吟、付家等17个乡镇先行试点。“市里面还将农民的参保情况，作为当地党政一把手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夹滩镇一位干部直言。

　　从去年6月到11月，李市镇分管卫生的副镇长代国群和镇合作医疗办公室的两名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泡在农村，天天带上与合作医疗有关文件和宣传资料下去做农民的工作。

　　李市镇农村户口4.2万人，经过几个月的说服，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还不到2万人。代说：“让农民出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据刘明祥介绍，慈云镇有3万多农业人口，目前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只有1.5万多。

　　夹滩镇团山村的农民肖昌华参加了合作医疗。但是，他正在考虑还要不要继续参保。在他看来，出不出10块钱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去年，他因脚疾在江津市人民医院看病花了1800多元，除去500元的起付线和住院费、检查费等不属于报销范围的费用后。他前后跑了三趟，才报销了110元。

　　肖昌华说：“花10块钱报了100多元，从投入产出上看是不亏。但是如果我不在定点医院看，可能只要1000块钱就把病看好了。”两相比较，为了报销去定点医院，实际上还多出了几百块钱。如果自己患上了重病，需要七八万块钱才能治好，最高限额报销6000元的标准就能使自己不再贫困？

　　再说，乡镇医院现有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收费能否满足农民的需求，这是农民的又一大担心。夹滩镇一位姓龚的农民患了胃炎，在临近的中心卫生院的检查结果却是肾结石，白花了500多元的治疗费。

　　“作为定点医院，要是花了钱没有把病治好，钱不是白花了吗？”农民的声音传递出一个现实：江津大部分乡镇医院都面临人才匮乏，设备老化的瓶颈问题。

　　拷问政府信誉

　　江津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江津市合管办)副主任付胜透露：从2003年11月1日至2004年3月26日，合作医疗受益农民达到2万多人，累计报销支出为50余万。

　　而来自江津官方的消息显示，到2004年3月，江津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为31.9万人。江津市合作医疗基金的总盘子为957万，如按照目前的报销标准和现状，基金将出现大量的节余。

　　显然，这不是国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目的所在。

　　合作医疗基金的收支平衡点在哪里？面对这一问题，江津市合管办开始修订农民的报销标准。

　　“新标准已经出来，4月农民报销即可按新标准执行，农民得到的补偿将大幅度提高。”付胜说。

　　4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对资金筹集、交费方式、药品安全、基金安全及监管、农村卫生服务条件的改善都作了规定。

　　“筹集资金能否到位，是否真正用在农民身上，是否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保证试点地区用于合作医疗的资金管好，这是中央目前最担心的。”重庆市卫生局一人士说。

　　合作医疗缘何冷热不均？农民担心和追问的背后，其实是对政府信誉和农村医疗现状的双重考验，江津市某镇一负责人坦言。

　　该负责人称，中国三农政策没有保持一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相对增添了合作医疗制度重构的难度，这种在整体经济运行出现困局的情况下才被动地将目光投向三农领域的做法，事实上很难在短期内赢得农民的信任。

　　合作医疗的实施则为两者之间的信任架起了一道桥梁，但信任的前提就是保证合作医疗资金的安全。江津市政府一位官员认为，只有资金安全了，农民的利益才能够得以体现，才能重树农民对合作医疗的信心。

　　“为了让农民对合作医疗资金的去向做到彻底放心，我们合作医疗办5个工作人员的工资全部由财政支出，而不敢从合作医疗资金中支取，办公经费也由财政出。”付胜说。

　　同样，设在乡镇的合管办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也由当地财政出。

　　而对合作医疗资金的监管，江津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对基金预算、筹集、管理、支付、监督检查和审计都有明确的规定。

　　付胜说：“对资金的监管不敢来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收支两条线，对资金的支出，必须要市合管办、卫生局、财政局、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中心四大部门同时签字盖章方可生效。在乡镇也需要几个部门同时签字才能领钱出来，资金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资金安全，医疗费用长期居高不下也是困扰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一大瓶颈。

　　由于中国“二元化”分割的弊端，公共资源被大量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资源就显得匮乏。但是，这并不等于乡镇医院的医疗收费就低。

　　江津市合管办规定，所有定点医院，对参保的农民，其医药费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农民让利10%～20%，并严禁医生开大处方。

　　“为提高农民对卫生系统的信任度，我们对医生开大药方、滥检查、人情转诊转院等情况，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江津市第二人民医院书记何桂明说。

　　何桂明称，医院还将在几个医疗服务点推出平价药房，方便农民看病报帐，又减轻农民的支出，同时又有利医院与一些个体诊所和药店拉开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