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农村医疗“零点”残酷

　　本报记者 徐恺

　　儋州、海口报道

　　“农村基层医疗体系？没有，全省都没有。”4月27日，儋州市卫生局局长徐金华一边摆手一边说，“镇一级我们有25个卫生院，村一级就没有了”。

　　儋州古称儋耳，是海南岛建制最早的地区。199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儋州市。该市现有人口8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5万人。

　　光村：被狗咬伤的女孩

　　从儋州市出发到光村，需要三个多小时，其中两个小时汽车行走在黄土飞扬的道路上。路两边只见广大的树林、草地，偶尔能看到简陋的房屋。

　　光村镇上房屋稀稀落落，沿街到处是卖私彩的摊位，以及戴着尖顶笠、红布裹脸、皮肤黝黑的当地人。

　　这是4月26日中午，阳光很好的日子。为了被狗咬伤的孩子，在镇卫生院二楼，刘敏的母亲充满烦恼。

　　刘敏今年5岁，家住在光村镇囤积村。当天上午，刘敏被邻家的狗咬伤额头和脸。在卫生院，她的脸上还挂着血痕。

　　卫生院防保组的工作人员在动员她的母亲给她打狂犬疫苗。一个疗程5支疫苗，大约需要100元钱。这对刘敏的母亲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她反复问只打一针行不行。

　　防保人员告诉记者，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农民一般都只打一针两针，很少有人打完一个疗程的，”一位姓肖的防保人员说，“对他们来说，是太贵了。”

　　但是，狂犬疫苗的购买以及注射都不属于免费范围。

　　根据该镇政府官员的介绍，这个乡镇下辖69个自然村面积170平方公里，人口2.7万人。主要经济来源为农业，人均耕地0.5亩，人均年收入2300元。这一数据包括了该镇5000人左右的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否则，“这一数据将会更低”。

　　该镇往年的财政收入在100万元左右。“主要是来源于农业税和特产税，”该镇陈阵祥副镇长介绍说，“现在这两个税都取消了，财政收入还不知道从哪里来。”

　　就像所有偏远的乡镇一样，这里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名存实亡。

　　陈副镇长说，基本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体系。

　　据介绍，在1996年左右，该镇曾经试点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站，试点就在囤积村。大致的方案是，每个农民集资10元，再由镇政府和市财政支付一部分。

　　但是这个试点不久即告失败。

　　陈副镇长认为，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的思想观念问题，大家都不愿意拿钱出来。而另一方面，一些大病的治疗需要投入很多钱，“资金来源和制度都成问题”。

　　而儋州市一位知情人士说，那个试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时财政的钱都没有到位，光凭农民那10元钱，1个村5000个人也才50000元钱。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统筹。”

　　试点失败后的光村，一直处于只有一个卫生院的景况之中。这个位于一条小巷之后的卫生院，没有任何大型医疗设备，X光机和B超机都没有。

　　“要搞基层的医疗体系，那不是我们能解决的。”该镇一位政府人员说，“哪里来那么多钱？”

　　所谓社保体系，在光村就是向丧失劳动力的五保户们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每个季度每人270元。“申请的人不少，但我们只能给五保户发放。”陈副镇长说。光村一共有110个五保户。

　　儋州：一个卫生局长的烦恼

　　“上个月，省人大前来调查，我就反映过农村基层医疗保障体系的问题。”徐金华说。

　　据了解，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儋州市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由于失去了农村集体经济这个依托，开始逐渐解体。到目前为止，按徐金华的说法，只有在镇一级还保留了“公有”的医疗卫生院。再往下的村级就“都在私人手里”。

　　根据徐的介绍，该市目前包括城区，在全市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共有1201名卫生技术人员，70%以上没有中级职称。其中25个乡镇，大约有500多个医疗从业人员，只有5个主治医生，高级职称“一个也没有”。

　　据徐透露，从1994年以来，儋州市对乡镇医疗的投入一直保持在每年70万元左右。只占该市财政收入的3%左右。“摊到人头上每个医疗技术人员只有500元左右”。

　　而在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大多数农民一般“小病拖，大病看”，医药消费水平一直很低，这给医疗机构自己的赢利创收能力带来了负面影响。乡镇医疗从业人员的待遇就相较其他环境下的同等级别要低得多。

　　这直接影响到人员不愿意到乡镇去就业。光村镇有24个医生、护士等医疗技术人员，还有13个领取了行医执照的个体医生。这些人大多集中在镇上。而在村级，基本没有什么正规的行医人员。

　　徐说，“我们的力量只能停留在乡镇。”而对于乡镇以下的，大多数地方一直由一些乡村医生来解决农民的就医和疫情预报的问题。

　　这些乡村医生在儋州市大约有300多人，几乎全部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

　　“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按照相关规定，我们不能给他们发放行医执照，”徐金华说，“另一方面，由于在广大的农村我们没有网络，只好依靠他们进行疫情预报。”因此也不能取缔他们。

　　儋州市采取的办法是，让这些乡村医生们承担起公共卫生的责任，随时向乡镇卫生院报告所在区域的疫情状况。如果不承担这个责任，就会遭到取缔。相反，相关部门就保持着默认的姿态让他们在乡村继续行医。

　　但是他承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海口：一份调查报告

　　2003年7月1～3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组成“农村公共事业现状调查小组”，对儋州市四个乡镇：和庆镇、雅星镇、光村镇、白马井镇的农村公共事业现状进行了调查。

　　中改院农村公共事业现状调查小组成员在两天半的时间里走访了6个村(道尧村、新村、通共村、新让村、榕妙水村、寨基村)10多家农户。

　　并在当年7月底到8月中旬期间在儋州市农业局的协助下，对80户农户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64份，涉及64户农户362口人。

　　本次调查分别对农村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社会保障现状，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等进行了了解。

　　参加了这次调查的该院助理研究员叶秋霞感慨说：“那里的农民生活得确实很苦。”

　　根据调查报告的结果，农民医疗开支主要用于小病防治和重病治疗，“有病无钱医，因病致贫”现象严重。调查显示，受访者2002年户均医疗开支为76.7元，人均开支13.6元。

　　73.4%的农村家庭的医疗开支主要用于发烧感冒等无须住院的小病防治；其中40.6%的农村家庭医疗开支用于治疗重病，包括：肺结核、严重的胃病、胆结石等。

　　该调查显示，用于生育的家庭医疗开支只占9.4%。据了解，大多数的农村孕妇产前不检查，为了节省费用，到价格低廉、卫生条件差的非法诊所，甚至在家中生产，产后遗留下来的疾病严重影响了妇女的健康。和其它慢性疾病一样，不到万不得已，农民是不会到医院就医的。

　　调查报告认为，面对日益上涨的医疗费用，大多数农民或者延误就医小病拖成大病，或者因病致残、致贫。

　　在公共卫生方面，调查报告的结论是，由于乡村卫生机构的凋零，公共卫生与预防保健工作薄弱。过去形成的县乡村三级医疗网已经不复存在，除了县一级的医疗机构仍比较全，包括医院、诊所、卫生院和防疫站，乡和村这两级的医疗体系是极为不健全的，尤其是村一级的网底实际上已经破了。

　　调查报告称，“在我们所调查的乡村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完全崩溃，广大农民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缺乏分担医疗费用的保险机制，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