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未富民先老--农民地带

相关报道：“国未富民先老”--人口结构终结人口红利

　　农民地带

　　农民的社保、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产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机会。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城乡统一、制度公平、体系健全、能覆盖全国的社保体制。

　　悲观中的意外惊喜：从农村人口转移中获得“转型红利”﹖

　　本报记者 赵忆宁

　　北京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张秀兰教授曾在一个公开会议上质疑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安排和制度安排：“国家填平空帐使用了457亿元，各省养老金总平衡一直是正值，每年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投资5000个亿。整个城市低保人口2100万，花的钱是145个亿，农村100亿随时可拿出来的，皆可以消除掉农村养老的问题。关键在我们的财政安排和制度安排。如何消除空帐？每年拿出多少钱？现在还有560万农村贫困老人，我们拿457个亿为了20年之后的考虑，还是解决眼前的农村养老问题？”

　　据社保基金会介绍，1998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支出达1934亿元，其中，2002年支出594亿元。对农村低保的财政支出，则未提及。

　　张秀兰教授对此提出一个简单命题：“这是财政的安排和国家政策的导向问题，也是社会安全的问题。”

　　从哪里找“转型红利”？

　　有专家指出，从中国老龄化的进程获得“人口红利”的“时间差”，以及未来大量农村人口的转移意外获得的“转型红利”，似乎使人们在一个沉重话题中见到第一缕曙光——我们尚没有走投无路，还有时间准备以及人口转移的机遇。

　　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提出，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挑战将以2015年为界限，2015年之前总的人口抚养比例变化不大，这一时期劳动适龄人口比例迅速上升，说明整个人口的供养负担在下降，正是人口“红利”迅速显现的时期；2015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那时才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直接产生重要影响。他举例说明：正规部门的离退休人员离退休的费用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上升到了目前的3%以上，美国社会养老费用占GDP的5%经历了几十年的过程，我们只经历了不到20年的时间。

　　经济学者樊纲认为，未来大量农村人口的转移也许我们可以意外获得“转型红利”。

　　中国究竟要有多少农民要转移到非农部门？中国未来到底需要多少农业劳动人口？他以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日本作为参照系，推算出大概只需要3500多万农业劳动人口。那么有多少人需要转移出去？以2050年人口达到16亿人口计算，未来农村劳动力人口要转移3亿～3.5亿。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把农民转移出来，最少要20～30年的时间。

　　樊纲认为，现在社保体系面临很多问题，可能被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所推迟。因为大量的年轻农民加入到工业社会中，每年有1000万～1200万人口。随着年轻人进入社保体系，“空帐”导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会被推延，推迟到3.5亿农村动力转移之后发生，也许会在30～40年之后，或者更长的时间。并不是像有些人预测的在未来10年之后。中国的老龄高峰在10年～20年之后，但是，从现在社保体制的支付能力看不一定会出问题，这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和时间，解决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为此，樊纲建议：“目前大量的民工，特别是在非国有、非正式部门的民工没有缴纳社保金，要加紧贯彻社保法，就是要使进城的年轻民工尽快地加入社保体系，开始付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做了四个变量模型，不同的政策组合，可以显示从2000年到2020年有不同的四种社会养老负担比例：第一，在既没有养老体制改革又没有农民工加入的情形下，社会养老负担率为44%；第二，把农民工纳入到我们的体系中但是没有养老体制的改革，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到36%；第三，没有把农民加入进来，但是有新的体制，养老比率进一步降低到32%；第四，把农民工加入进来又有新体制，社会养老比率降到25%。

　　蔡日方强调：“未来就业模式的改变给中国社会保障一个准备的机会，把现在已经工作的农民工纳入到养老保障体系中来，让他们帮助支持中国的未来养老问题，为城市积累养老保险金，我们则可以利用劳动力市场转移帮助转轨，这是一个机会”。

　　老龄化与健康：农村危机

　　从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结论看，中国养老危机除了速度快、规模大、高龄化、少子化，突出的表现就是差异大，表现在城乡差异上。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说：“从第二次人口普查就开始发现，农村的老龄化比城市老化程度要高的多。严重的农村的老龄化会进一步导致农村的社会保障出现问题，农村养老金只覆盖5%。”

　　还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农村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要比城市人口低。

　　人口预期健康是一种新的测度数据，主要是计算人们退休后剩余的时间内，有多少时间是在健康的情况下度过的。依据一份在13个省区所进行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中国65岁以上人口的余寿当中，有一半人口处于健康不好的情况，城市的情况要好一点，主要的问题在农村。农村老年人的预期健康比较低的原因是，社会保障覆盖率越来越低；老年人健康越来越不好；农村医疗保障出现问题。

　　从国家在全民健康上的支出规模可以看出，政府卫生财政支出连年下降，社会和个人支出比重大幅度攀升。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到2000年下降到14.9%。与此同时，社会支出的份额(公费医疗经费)也从44%下降到24.5%。反过来，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需要说明的是，农村人口的卫生个人支出几乎为全部。

　　另外，卫生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公平已经极大地影响到农村人口预期寿命和健康指数。198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继续坚持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降至5%；1989年这个比重降到4.8%。在尚没有建立合适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情况下，许多农民看病基本是自费，这使得农民有病不敢看，也看不起，应就诊而未就诊、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非常之高。

　　在这方面，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提供了大量证据，一是未就诊率，1998年都有1／3以上的农村患者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就诊；二是有相当大比重该住院的患者没去住院，而未能住院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有些人经济困难，怕付不起住院费。农村人口中因经济困难而未住院的比例高于城市；三是有的患者因病已经住了院，但疾病未痊愈，便自己要求出院。在落后农村占到48%，在贫困农村比例高达80%。

　　医疗体制的改革对农村、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影响最大。从80年代中期开始，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出现了近乎10年不断扩大的过程，到1994年达到最高水平，差距比率接近2.5。2000年，城乡个人收入比率为2.46。由此造成城乡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相差甚大，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87.57元，城市居民为318.1元。

　　改革开放后，在医疗行业市场化和缺乏监管的条件下，出现了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的现象。农民由于缺乏保障，其利益损失更大。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21.62元，医药费支出为27.17元，到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08.83元，医药费支出为70.0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39.7%，而医药费用增长了157.7%，医药费的上涨超过了农民经济收入的增长。

　　2000年，企业职工医疗保障费约为600亿元左右，行政和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障费也在600亿元左右，两者相加总共为1168亿元。但是，这么大一笔钱所保障的只有大约7000万城镇居民，还不到全国13亿人口6%。然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完全靠自费。2001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2.9倍，还可以享受由国家补贴的医疗保障；农民收入低得多，却必须承担医疗保健的所有费用。

　　政府之手的先后顺序

　　按照专家们的设想，在未来的20～30年间有3亿～4亿的农村年轻人将进入城市工作，并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这似乎让人感到是在利用农民为城里人支付社保基金，以延迟养老“空帐”危机的到来。当我们正在想尽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业税收时，专家们为什么又在养老问题上打起农民的算盘？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到底是为城市人口还是为农村人口？

　　樊纲认为，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就业——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尽早地转移出来并获得工作。养老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收入，要想有收入必须要有工作。

　　农民工为什么收入增幅空间较小？只要还有没有转移出来的农民，就会对已经转移出来农民收入产生潜在的压力。试想，每年有1000多万人的劳动力后备军，首先对已经就业的民工职业岗位的造成压力，从何而谈收入增长？樊纲认为：“只有到了充分就业之后，收入才能提高，收入差距才可能出现逆转”。

　　留在农村的老人谁来赡养？中国的人口老龄问题可能会集中体现在农村的老年人身上。这将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年轻人进城有了收入，收入虽然低，但是还有收入。但是，大量的老年人将留在农村，老龄化的问题集中地体现在农村的老年人身上。

　　为此，政策选择处于两难的境地。樊纲提出：“首先要做的是多种渠道为农村的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险。包括社会的、特别是非盈利的机构，是否可以设计一种低标准的、低收入的民工为他们的父母买得起的养老保险。其次，政府做什么？政府现在都在想为社保基金多做点什么，实质上是为城里人着想。从未来看，政府要想办法从财政支出中拿出部分资金，解决农村赤贫老年人的问题；包括移民人口流的政策也要做出调整，目前有些地方只让有工作的人进城，但是老年人怎么办？要想让家庭纽带继续起到养老的作用，要让在城里工作的人的父母可以进城，依靠家庭养老，拓宽养老渠道。

　　他特别强调说，从顺序上讲，农村贫困养老问题必将首先发生，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并应妥善地解决，然后，才是着手解决城市的养老基金历史“空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