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未富民先老”--人口结构终结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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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明倬

　　北京报道

　　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对中国的影响至为深远。迄今的三十五年前和三十五年后，中国有赡养老人能力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从6：1转变为1：2，这个变化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会一个人负担四个老龄人口的赡养任务。

　　人口的变革、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如何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就此问题本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教授。

　　三种模式

　　《21世纪》：请您介绍一下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中国人口转变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蔡昉：我们一般所讲的人口转变首先是指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般会经过“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和人口的转变相伴随的，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转变是同一个过程，而且互为因果。第一种模式和低收入水平、低发达程度相关，第三种模式和高收入水平、高发达程度相关。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19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

　　《21世纪》：人口结构的转变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蔡昉：同人口转变相伴，交错前行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过程，中间大概相差二十年。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一般也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刚转变的时候儿童多，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到了第三个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开始增大。

　　这一转变过程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在少年儿童抚养较高的时期，社会负担也比较高，劳动力不充足，储蓄率也不高；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低，储蓄率也高，这个阶段对经济增长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再往后老年人比重提高，社会负担率再次提高；如果没有采取适当的应对办法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比如劳动力供给不足，储蓄率下降，受到经济增长阻碍。

　　人口红利与富余劳动力

　　《21世纪》：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目前是否处于人口红利的阶段？

　　蔡昉：某个国家如果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充分的阶段，经济增长就会获得格外的供给源泉，这就是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是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过去我们曾经认为这是一种负担，需要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但实际上它却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目前中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也得益于这一个人口结构。

　　老龄化终结人口红利？

　　《21世纪》：中国面临着老龄化的到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人口红利阶段的结束？

　　蔡昉：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仅用30年就进入了人口红利的阶段，但正因为如此，同时也就面临着人口的老化，人口红利也就消失得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地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口红利阶段已经结束，虽然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但是劳动年龄人口还在很高的水平上。可以预测的是，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还可以继续提高两年到三年的时间，然后处于稳定，到2011年就开始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2010年左右稳定下来，2022年开始下降，同时总人口在2030年左右也就到了顶峰，开始下降。

　　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

　　《21世纪》：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什么特征？面对的最主要挑战是什么？

　　蔡昉：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有自己的特点，首要的问题是“未富先老”。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至1万美元之间，而我国人均GDP去年才刚刚迈上1000美元的台阶，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养老的问题就变得非常迫切。这需要几个条件：富裕、有好的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有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

　　“未富先老”对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是一个挑战。中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老得快，城乡劳动力的流动使农村的年轻劳动力流向城市，因此农村养老的挑战就更为严峻，但是在农村却恰恰没有养老保障，由此多重压力都指向了社会养老保障体制。

　　《21世纪》：这些年尽管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程度逐渐提高，但养老保险的收缴依然是难题，您认为主要问题在哪里？

　　蔡昉：从1990年代到现在，我国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大概在百分之八九十，但是就业人口参加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却只有40%。目前我国的就业结构越来越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这导致有很多人虽然在单位内就业，但是单位不愿意申报，另外是单位之外的自我雇佣，这两类就业占到城镇就业的39%，如何提高这些就业人口的养老保险覆盖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1世纪》：目前在现收现付的旧的养老体制向新养老保险制度过渡的时期，就业人口既要负担新体制下个人养老金积累，又要负担现已退休人员的统筹养老金，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养老负担过重，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

　　蔡昉：我们把1997年以前参加工作并且尚未退休的人定义为“中人”，把199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定义为“新人”，目前已经退休的人定义为“老人”。在新旧体制转轨完成之前，如果“新人”数量既定，越到转轨的后期，“中人”的养老负担越重。因此我认为利用劳动力市场，扩大“新人”比重，是解决养老负担过于沉重的一个可行办法。增加劳动力市场上“新人”数量的一个途径，是把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者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险体系中来。把农民工请进来以后“新人”总的规模扩大了，一方面他们自己有了保障，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能帮助来养“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