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说，中国目前的确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增长也过快等问题，如不加以妥善处理，会给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不管经济是否“过热”，投资过热、信贷增长过快已成为中央高层的共识。另一个共识或许是投资过热、信贷增长过快的成因。按温家宝总理此前发表的看法，地方政府和国
有经济体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形成本轮投资过热的重要因素。
既然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体作为投资主体，以非市场化手段拉动了这一轮投资热潮，那么，单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通过货币政策对其施加影响，其结果只能是“效率低下”。
比如数据显示，随着准备金率的首次提高，去年中国全国金融机构月均增加的人民币贷款由三季度的2300亿元锐减到四季度的979亿元。但与此同时，今年前两个月钢铁行业的投资增速却达到172.6%，水泥行业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也同比增长了133%。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此之快的投资增长钱从哪来？人们或许可以从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找到一些结论。
今年第一季度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在去年年底5.23万亿元的基础上减少了449亿元，但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却从去年年底的22.1万亿元上升至23.2万亿元。这说明，中国的货币乘数(M2／基础货币)在增加。据《财经时报》测算，今年一季度的货币乘数达到了4.4936，比去年年底的4.2256提高了0.268。
货币乘数的提高，意味着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增强。这就是说，一方面央行不断收回商业银行流动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却在通过创造货币或流动性能力的提高，对冲央行的收紧政策。商业银行创造流动性的手段十分简单，无非是加大“以存定贷”的力度，或将贷款期限由长拆短。这在业内早是公开的秘密。
宏观货币政策效率低下是一个十分严酷的现实，其诱因源自微观主体(企业或商业银行)行为的非市场化。这一点，央行行长周小川前不久在谈到中国利率市场化问题时特别指出：“如果微观基础不在乎盈利多少，不在乎股东利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或汇率)的作用就无法通过他们准确有效地传导。”
这是中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1993年以后开始的宏观调控，之所以最终演变为硬性的行政干预和控制，实际就是微观主体的非市场化所致。当时有经济学家指出，利率的提高会抑制企业的贷款需求吗？不能。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好，商业银行也罢，他们不以营利为目的；他们借钱无非是为了暂时性地有钱花，或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所以，不管银行利息多高，企业敢借、银行敢贷，而把可能的风险留给他们的继任者。
遗憾的是，10年前境遇如今重现。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又一次陷入了恶性循环中，其体现在扭曲的微观主体(行为非市场化)导致货币政策失灵，货币政策的失灵，引发更加激烈的货币甚至行政手段的强制约束，过于激烈的强制性手段致使微观主体行为进一步扭曲。
这一现实或可意味着，既然通过货币政策这一市场化手段难以达到抑制投资过热的目的，那么万不得已时，中央是否会重新适度启用行政手段予以遏制？现在看来，恐怕在所难免。但是，行政手段的使用难免导致中国投资过热的“硬着陆”，这或许是眼下中央最高管理层需悉心权衡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