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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璇
近日市场最为关注的市场化手段，是“可能被提高的贷款利率下限”。业内将这种预期视作央行手中更为严厉的措施，但也有专家认为，抑制贷款规模过快增长，与其使用利率手段，不如再度启用直接的贷款规模控制，或采取贷款按行业差别利率等手段，那样也许更为有效。
直接的贷款规模控制手段1998年后已被政府逐步抛弃。但就目前情况看，适度加入一些行政干预，或许会使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因为在当今中国，纯粹的经济手段效果往往会因微观主体的非市场化而被大打折扣。
吴晓灵在最近一次书面讲话中也指出，央行贯彻实施信贷政策，具体来说，就是主要运用经济的手段和措施，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和措施，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和措施。她解释，必要的行政手段是过渡时期所必需的，但随着经济发展，必将逐步谈出。
外界关于“商业银行4月28日至5月1日停止发放贷款”的传言已被银监会出面澄清，但来自多家商业银行的信息表明，至少他们内部已经以“加急文件”的方式通知各分支机构。
4月28日，银监会正式公布三条“窗口指导精神”，核心是要求商业银行不要突击发放5月的贷款，对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要继续大力支持，商业银行要强化资本约束机制。此刻，重要的是监管部门的严厉态度和措施已经非常明确，即不惜利用甚至加大行政手段力度严控贷款规模。
不论是真有“指令”还是商业银行行为理解，近一周时间里，至少股份制商业银行彻底停放贷款是真的。这在新中国的金融史上也是第一次。
去年二季度以来，为防止投资过热、贷款增长过快，央行和银监会煞费苦心；提高房地产开发贷款门槛；二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高到目前的7.5%；对部分城市五大行业贷款进行调查；实行差额准备金率等。但是，或许是政策时滞效应过长，或许是相对温和的政策被非市场化的企业及地方政府行为消化殆尽，总之，政策效果未达预期水准。
某国有商业银行人士表示，不排除节后提高贷款利息的可能。但以往经验告诉我们，单纯提高资金成本，并不能抑制强烈的投资欲望。因此，有关部门可能配合一些行政手段加以控制。而通过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配给来控制总体规模，效果可能最为明显。
就目前市场分析，采用差别贷款利率以提高部分行业的资金成本，压缩其利润空间，也将十分有效。对于钢铁、房地产等过热行业，一方面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降低其贷款配额；另一方面提高其贷款成本，势必压缩其贷款需求。如此，只有规模够大的优质企业才得以继续生存。同时，由于利润空间受到压缩，这些行业的投资吸引力可能有所降低。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认为，实行差别贷款利率抑制投资的困难很大。因为这些行业完全可以通过关联企业继续获得银行低成本贷款。此外，不断上涨的价格，可能的高额利润率，可使投资者忽视提高贷款利率所带来的成本增加。
4月29日，市场上加息预期强烈。当天交易所国债指数下跌幅度高达1.38%，报收91.24点，成为历史上的单日最大跌幅；同时，成交量达到25.92亿元，是此波下跌以来的成交天量。
市场人士认为，从商业银行接到“停放贷款”通知到银监会出面否认，再到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承认确有此事，表明了决策层的两难处境：过热的经济确需更严厉的措施冷却；而一旦加息将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为了维系汇率稳定，央行势必考虑进一步投放货币，从而更加难以收紧货币；再有，债券市场的暴跌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
特别是债券市场全面走低，不仅可能加大新债发行的成本，更将加大债券回购市场业务潜在的风险。因为债券价格下跌，回购标准券的折算比例降低，券商通过回购融入的资金规模将大大缩水，危及券商的资金链。资本市场的稳定可能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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